编者按：北京广播学院教授鲁景超同志的文章，是本报专栏作家、外交部长李肇星同志推荐的。李肇星同志出访俄罗斯前专门给本报打来电话推荐此稿，并很动感情地说，天津的医生很感人，天津的儿女很感人，天津的精神很感人。现全文刊发此稿，也是表达本报对赵世勇大夫，孟淑琴大夫的崇高敬意和悼念。

　　在抗击非典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天津的一对医生夫妇：赵世勇大夫、孟淑琴大

夫双双倒在了一线。他们惟一的儿子赵子亮，过去是我的学生，现在是我爱人所在的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夫妇俩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的孩子。孩子的母亲孟大夫，在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和我家通了电话，她艰难地重复着两句话：“求老师费心，子亮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二位，让孩子叫爹叫娘吧。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切按国家规定办，好好工作。”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真就要走了，连句让他们感到宽慰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呀！现在，只有给他们的在天之灵写这封信了……

　　赵大夫、孟大夫：

　　一个月前，您二位捧着盆鲜花从天津来看望我们。我说：“这花多沉呀，你们大老远的还往这儿赶？”赵大夫说：“老师培养学生容易吗？不来看一趟，心里不踏实。”我说：“子亮这孩子家教好，懂事儿。”孟大夫说：“现在的孩子忒顺当，没经过什么磕磕碰碰的，且长不大、成不了材呢。我们俩离着远，虽说他参加工作了，老师还得多指点着。”我说：“话是这么说，哪个当家长的不希望孩子一辈子别磕着碰着？但依我看，成材不成材都在其次，一家团圆，孩子平安就好。”听了我的话，您二位不住点头，笑得那么幸福。

　　可谁能料到，仅仅几天之后，灾难就降临到你们这个幸福的家庭！赵大夫，4月中旬您所在的天津肺科医院开始接收非典病人。在心电图室工作的您，要承担所有非典病人、疑似病人、医学观察病人的心电图检查工作。给首例非典病人作心电图时，您明知道零距离接触的危险性，但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还是身先士卒地毅然进入病区，认真地为病人进行检查。还有一次，您给四个病人作完检查回到生活区，刚拿起餐盒准备吃饭，就听说病房里又有一个人急需进行检查，您二话没说，站起来再次奔向病区。有人问：“老赵，难道你就不怕被感染吗？”您回答：“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职责。哪儿顾得了那么多呀？”就这样，您不顾个人安危，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筑起了一道安全的屏障。然而，您终于没能抵御住病毒的袭击，病倒在自己的岗位上。一个礼拜后，孟大夫也不幸受到感染，开始发烧。那天晚上，子亮慌慌张张地跑来说：“鲁老师，我爸爸妈妈都住进医院了，妈妈在救护车来接她之前还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家里该拆的拆了，该洗的洗了，还仔细叮嘱我东西都放在哪儿了。”孩子担心地问我：“我妈是不是有什么预感啊？”我说：“他们才五十出头儿，身体又那么结实，放心，没事儿。”我并不是有意要安慰孩子，而是当真没把这病魔放在眼里。

　　接下来的几天，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子亮急得不行。后来，中华文学基金会的领导终于和医院取得了联系。张玉环院长告诉我们：赵大夫已经昏迷几天了，孟大夫也处于极度危险当中，两个人的病情都随时可能更加恶化。张院长是孟大夫的大学同学，她临危受命，4月18日才到肺科医院上任。她是个好心人，好医生，无论多忙、多累，几乎每天都要挤出时间跟我们通报一下情况。这期间，医院曾几次报过病危，基金会的叔叔阿姨和我这个当老师的，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可谁又忍心让子亮过早地面对可怕的现实呢？我们一边在他面前极力掩饰，一边在心里默默祈祷，祈祷奇迹出现，祈祷你们早日安康。

　　子亮毕竟是个孩子。有一天，他高兴地告诉我：总算托朋友给爸爸妈妈捎进去两个手机，已经跟妈妈通过话了。妈妈说，她和爸爸同住在一个楼里，不过一个楼上一个楼下，不能见面。现在好了，老两口可以通过电话聊天儿，解闷儿了。他们经常互相鼓励，恢复得都不错，只要我在北京安心工作，他们会好得更快。

　　可怜天下父母心！孟大夫，您是忍着心灵和肉体怎样的苦痛和孩子说这番话的呀？！看着您这孝顺的儿子，我真想大喊几声：让他的爸爸妈妈回来吧，回到他的身边吧！

　　就在孟大夫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张院长还欣喜地向我们通报：老孟的病情稳定了不少。护士节那天，医院送去了鲜花和蛋糕，她还高兴地吃了几口，精神也好多了。恰巧那晚子亮也来到我们家里，于是我提议：咱们一起给你妈妈拨个电话吧。孟大夫！虽然您艰难地重复着那两句话，让我心里咯噔噔沉了几下，但听到您依然清晰、坚定的声音，还是让我产生了幻想，我甚至幻想着咱们以后见面时的情景。可老天不长眼啊，仅仅过了一夜，病魔就把您硬拉走了！当噩耗传来时，我才掂出您那两句话的分量，那是您临终前的最后嘱托啊！

　　赵大夫、孟大夫！虽然咱们仅见过几面，但你们的质朴和热情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在这场抗击非典的战斗中，你们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更令我永远难忘。子亮曾告诉我：“妈妈说，这病就像恶魔。”你们都是医生，我相信，从一开始，你们就对这个“恶魔”比我们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可你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战场，并在生死线上与“恶魔”顽强拼搏。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你们都没有流露过半点悲伤，半点埋怨，总觉得欠别人的太多，没做的事情太多。你们牵挂着仍战斗在第一线的同事和朋友，更牵挂着88岁高龄的老父亲和那个尚未成亲的宝贝儿子。孟大夫！后来我才听说，您在离开这个世界的头一天，不仅给我打了电话，还给张院长，给子亮单位的领导，给亲朋好友都打了电话，该感谢的感谢了，该托付的托付了。你们双双在默默受尽了病痛的折磨之后，又一同默默走上了不归之路，而且走得如此从容、如此镇定。

　　5月14日下午3点，孟大夫停止了呼吸。一直拖到晚上，我们才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子亮。当孩子听说妈妈的遗体已经火化时，放声痛哭。孟大夫：您来我家那天，把身上的外套落下了，子亮就是搂着这件您穿了多年的衣服，从黑夜哭泣到天明。孩子说：“为了供我读书，爸爸妈妈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受了不少苦。妈呀，儿子工作了，该让您过好日子了，您怎么就走了呢？您还没享儿子一天福啊！”万万想不到的是，灾难接踵而至：还没等孩子从失去母亲的悲痛中走出来，父亲又在16日凌晨以身殉职。得知这一消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的领导无不十分悲痛，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以组织的名义，把一切都如实告诉子亮，鼓励他用一名青年党员的姿态，去面对这残酷的现实。考虑到孩子的承受能力，他们请我、还有子亮的未婚妻雨霖和同窗好友崔玺，也一起参加了这次特殊的党员会议。

　　在那天的会议上，中国作协的几代共产党员语重心长地对子亮说：我们的党，就是在一次次磨难中成长壮大的。现在，也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多难可以兴邦，也可以育人。你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是牺牲在战场上的，他们无愧于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孩子，挺起腰板来，别忘了，你是个年轻的党员，是共产党员的儿子、英雄的后代！一定要继承他们的遗志，迎着风雨前进。

　　赵大夫、孟大夫！我要欣慰地告诉您二位：子亮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养和党的信任，他没有被悲痛压倒，没有被灾难击垮，他在艰难中迅速地成长起来了。那天，在大家关爱的目光中，他擦干眼泪，强忍悲痛说：“请组织上放心，请所有关心我的叔叔阿姨、兄弟姐妹和老师同学们放心，爸爸妈妈没有在国家危难的时候退缩，他们的儿子也决不做孬种。我挺得住！”雨霖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崔玺和在场的所有人也都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叔叔阿姨们说：孩子，你虽然失去了父母，但你不是孤儿。你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的孩子，是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孩子！赵大夫、孟大夫，请允许我也向你们说上一句，我已经和爱人商量好了：从此以后，子亮也是我们家的孩子！

　　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一。一大早我就接到子亮从单位打来的电话，他说：“娘，我已经上班了。一切都挺好的，您就别惦记着了。”我又立刻打开收音机，听到在北京交通台工作的雨霖也开始播音了。你们看，孩子都是好样的，他们真的都挺住了！

　　赵大夫、孟大夫！我知道，你们是带着许多牵挂匆匆离开的。请放心，你们的老父亲将由天津的亲友奉养，子亮的一切都由我们大家照料，他和雨霖的婚事将由我们操办，到时候，我们会为你们点上一炷清香，奉上一束鲜花的。你们辛苦了一辈子，也该好好休息休息，就相伴着安心上路吧！

　　祝你们：在去往天国的路上，一路走好！

　　你们的朋友鲁景超

　　2003年5月19日深夜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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