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指引：在非典时期的广州，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并非白衣天使，却加入了抗非的阵线，他们放弃了自己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帮助受非典威胁的人士渡过难关。他们是志愿者。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付出却遭到了冷眼和讥讽。非典时期广州的志愿者服务与香港等地深入人心、全民参与的志愿者服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比显出差距，中国的抗非战争完全以政府为主导，应该在危机时刻大显身手的社会组织或者说是非政府组织(NGO)却难觅踪影，凸显出中国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全能政府治理模式亟待改革的问题。以非典为契

机，我们对此作出反思。

　　尴尬: “疯狂义工”无奈落泪

　　当赵广军对记者诉说起自己在非典时期做志愿者的遭遇时，眼眶禁不住红了。

　　5月7日晚，赵广军迈进了市八医院的大门，为一个情绪不稳定的高度疑似非典病人做心理辅导。赵广军拿着与妻子亲手折的近千只五彩千纸鹤等礼物走入病房，和病人进行面对面沟通交流。但是，由于初次沟通，患者面对赵氏夫妇根本不愿开口。

　　5月8日，当媒体关于志愿者走入病房帮非典病人心理减压的报道出来后，赵广军陆续接到了不少电话，有些是赞扬佩服他的勇敢的，但更多的是嘲弄赵广军是为了出风头：“你很能啊，现在事迹远播，是想当先进典型了吧？”“你这样做是不是想向组织靠拢啊？……”

　　“作为志愿者，其实我们当初谁也不会带着什么想法去做。我们只是很想为医护人员、非典病人做一点事情……”

　　赵广军参加广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四年了，现在已是协会的骨干。平时他主要负责帮扶边缘少年。因为常常自掏腰包帮助他们，赵广军的存款一度从六位数迅速下滑至不足百元，被称为“疯狂义工”。尽管不被人理解，现在的赵广军仍在坚持志愿服务。

　　困惑: 非典时期NGO哪去了？

　　“我想作为志愿者去帮助医生工作，但我应该找谁？”“有地方捐钱吗，请告知！”最近类似这样的询问不时出现在几大门户网站的论坛中。

　　志愿者服务是NGO(非政府组织)服务的一种，在这次非典战役中，香港及新加坡的NGO组织发挥了出色作用。

　　5月4日，香港工联会等八大团体联手发起的“全民抗炎大行动”慰问抗非医务人员筹款活动，香港逾1000多个团体共2000多名义工参与了这次活动，他们在九龙及新界逾140个地点向行人募捐。不到十天，就联合募款近200万元港元，用做香港医护人员购买防护用品及福利。

　　非典高峰期，香港曾创下一天就招募4000名义工的纪录，其中有不少家庭主妇，大、中学生，甚至还包括陈慧琳这样的明星。他们走上街头派发抗非传单，深入社区清洁环境。香港一些义工组织成员曾将亲手设计制作的儿童游戏玩具投放到隔离居民的信箱，居民可以自己取来给孩子玩耍、解闷。

　　反观内地，在过去非典肆虐的几个月里，这种全民动员做义工的情景却极少出现，抗非战线中也难觅NGO的身影。在广州，只有广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和广州市义工联等带有官方色彩的义工组织承担了一部分“政府帮手”的角色。而像赵广军这样的志愿者还是碰到了不被理解的烦恼。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研究员陆建华说：

　　“简单地对比一下国内外的NGO，会发现新加坡和香港的NGO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一切的责任都落到了政府身上，政府资源是有限的，类似NGO的居委会又非常微弱，对付非典谈何容易。”

　　需要: 非典时期NGO能做什么？

　　到社区进行抗非宣传

　　非典时期，有哪些工作是需要NGO及志愿者参与的呢？

　　广州市团校副校长陈冀京指出，帮助红十字会发动和组织劝募善款和物品；深入社区，推动社区健身；帮助社区进行张贴、派发资料、户外咨询、举办防治非典的知识讲座；还可以帮助社区进行每天的疫情监控和通报等等。

　　安慰被隔离病人和居民

　　一位家住广州员村某大院的陈小姐告诉记者，自从其父被作为疑似病人在医院进行隔离后，家里人也需要进行隔离。在隔离期病人和家属的心里都很烦躁，渴望和别人聊聊心里话。哪怕接到一个普通的问候电话也会激动一整天。

　　这时候，志愿者们就可以通过电话和被隔离人员进行联系，为他们提供物资帮助，还可以充当倾听者和安慰者。

　　发动捐血和采集康复患者血浆

　　因为非典缘故，广州市血站库存血量目前告急。此时志愿者就可以发动市民捐血救急。

　　深圳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工作者服务队在这次非典中展现了自己的力量。近日深圳市成功采集了一位非典康复者的血浆，以后还将继续进行采集工作。而说服康复患者接受采集血浆这一环节至关重要，志愿者功不可没。

　　深圳市血站的工作人员李先生告诉记者，这个服务队目前共600多人，其中有近90人具有医学专业知识。其成员都是多次献血的积极分子，其中有人最多献血达70余次。志愿者们因为有多次献血经验，而且接受过适当培训，往往比许多新招来的血站工作人员更了解采血流程，更掌握献血者的心理，能够现身说法，打消献血者的顾虑，还能够指导献血者填写表格，帮助搬运物品、联络人员等等。

　　照顾医护人员家属

　　中大一院党委办一位负责同志告诉记者，志愿者可以帮助医护人员的家属解决生活和心理上的问题，为参与抗非工作人员的子女辅导功课以解医护人员的后顾之忧。

　　爱心卡慰籍非典病人

　　“关心、爱心、信心，你我健康同行”的“三心”活动，是团市委在非典时期开展的一次大型活动，团市委组织全市少先队员制作了十多万张爱心卡，发动广州青年志愿者制作了爱心锦囊。

　　一个来自北京的记者因为采访非典病人后被怀疑得了非典，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他受到了来自小朋友们的问候，一张简朴的爱心卡，一句“祝您早日康复”，让这位记者非常感动，“我一生也忘不了这张小小的卡片。”他准备出院后拍一部相关的纪录片。

　　探因: NGO何以发育不良？

　　注册成立NGO相当不易

　　尽管非典时期非常需要志愿者的服务，但是广州的NGO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像赵广军那样满腔热情而来，最后扫兴而归的志愿者并不是少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团市委宣传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资金不足、管理落后、社会认同度不高等等一系列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志愿服务的有效开展及NGO的发展。

　　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吴汉民博士认为，目前我国的志愿服务组织还处于萌芽阶段，而且绝大部分带有官方色彩，真正的NGO(非政府组织)少之又少。

　　据了解，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我国要成立非营利组织首先需要有一个挂靠单位，NGO注册的时候必须由一个政府的机构向民政部门担保，一般的政府机构不愿意做这个担保，因为担保有一些责任要求；此外，如果同一行政领域已经有相同或类似组织则不予注册，但几乎每一个行政领域，都已经有一个官办NGO，因此要申请成立NGO相当不易。

　　本报记者曾经跟踪采访过的广州市首个义教组织“灯塔计划”自2000年成立至今仍未得以在民政部门注册。而九届广东省政协委员、原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总经理王颂汤及多位局厅级领导意欲自发成立一个“为了明天”孤儿慈善基金会以帮助农村的失学儿童，奔波半年有余，仍未取得合法身份。

　　共青团广州市委宣传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州的青年志愿者组织挂靠在团市委，除了几个团市委干部有薪水可支外，参加活动的志愿者全靠自身的热情和积极性。活动资金靠团委办公经费拨一点，但并不充足，志愿者还得经常自己掏腰包，导致活动常常不具有连续性。

　　NGO组织难享受政策扶持

　　据了解，在内地，因为政策原因，很多NGO不可能通过登记为社团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展活动，只好辗转到工商部门注册，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无法享受到国家对非营利组织减免税收的优惠了。

　　据悉，西方发达国家非营利组织的资金30%来自于政策资助，部分国家高达45%，而我国这方面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有关部门从优惠政策层面给予的扶持也相当少。

　　此外，NGO自身筹集社会资源的能力、动员志愿者的能力，内部管理运作的能力，以及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能力等都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志愿服务未得到普遍认同

　　据了解，社会对志愿服务认同度低也是志愿服务在非典时期难以开展的主要原因。

　　广东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指出，我国的志愿服务到目前为止仍然不很规范，导致某些民间组织缺乏公信力。此外社会对志愿服务的宣传力度也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人士缺乏社会安全感，不愿意接受志愿者的上门帮助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国外的经验看，树立NGO的社会公信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一些突发事件、危机事件往往会成为促进NGO公信度建立的契机。

　　志愿服务有作秀嫌疑

　　广州市团校副校长陈冀京认为，志愿服务是否受欢迎，选择合适的服务方式也很关键。目前许多义工组织还没有走出“学雷锋”的固定模式。义工组织总是找一些“典型”的困难户进行扶助，而且喜欢“扎堆”。有的受助对象还反映，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志愿者就一拨一拨地来进行志愿服务，平时却连个影都没有。受助对象接待都忙不过来，难免给人有“作秀”的嫌疑。

　　社会转型期NGO夹缝中求存

　　有专家指出，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间，NGO受到了来自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影响，造成NGO发展的畸形状态：NGO即不能独立于政府，也不能独立于市场，只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据分析，目前我国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共计23万家，但这些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NGO。他们跟政府的联系很密切，是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非政府性表现得不充分；真正动员志愿者的能力很有限，志愿性表现得不充分；在组织运作方面，受政府和企业的影响比较大，自治性也不充分。

　　展望: 应从小培养义工观念

　　广东省民政厅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充分发挥城市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志愿者在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中的作用，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防治非典的工作。

　　省民政厅相关科室负责人告诉记者，抗非典工作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应该尽可能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最终实现全民义工的目标。但目前我国公民从事义工服务的状况仍然不容乐观。

　　广州市义工联副秘书长李向东说，义务工作的观念必须从小培养。美国成人义工中有65%以上的人从小就参加义工服务。在台湾的中学里，社会服务是必修课程，像台北市的学生每学期至少要做8小时义工，如课业辅导、病房陪伴、募集善款、导游解说、回收垃圾等。而且他们都受过专业训练。台湾有的公司还规定，公司职员必须带薪担任一定时期的义工。

　　今年三月孙青青等广州市政协委员联合建议有关部门将义工服务纳入到学生的德育考核中。广州市义工联副秘书长李向东向记者透露，义工联准备和市教育局一起联合发文鼓励大中小学生参与义工服务。目前这份文件已经草拟完毕，正在征求意见中。这份文件对小学生的义务工作不作量化，以学校为单位进行活动。而对大、中学生则有一定时数要求。

　　全民义工的趋势带动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兴起。据了解，目前社会工作也成了内地各高校竞相开办的新兴专业。据有关专家分析，专业人士进驻社会工作领域将会促进义务工作的进一步规范。

　　据悉，香港中文大学已经设有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点。而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工作还是相当好找，许多人并以此为终身职业，资深社工的月薪可达八万至十万港币。

　　早在两年前，内地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商学院等高校就纷纷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

　　专家视点

　　社会组织的完备是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

　　早在1920年，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就这样写道：“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雷颐撰文指出，任鸿隽先生的观点至今仍有重大意义。(完备的社会组织)可以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市民社会的产生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阶层的利益不断调整，确会产生种种有时甚至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产生各类社会问题有种种原因，但重要的一点是市民社会的不发达，不健全。由千千万万、形形色色的各种民间团体、实体、协会、组织等组成的“市民社会”，是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基础，是国家与大众间的联系中

介，沟通管道和减少碰撞的缓冲器，是维持社会稳定的“稳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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