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付出的不仅有经济代价，还有数倍于伊拉克战争中阵亡美军官兵人数的鲜活生命。“让我们带着教训，更好地活着。”每个中国人都该用心铭记这句发自内心的呼吁。

　　那些对疫情扩大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人，毫无反省，强词夺理、文过饰非者倒是见了几个。如果让这样一些毫无愧疚之心的人，在一片祝捷声中轻轻松松地留在重要岗位上，中

国此疫的“学费”真算白交了！

　　抗非“学费”不能白交

　　特约撰稿／鄢烈山

　　采用“学费”这个习用语务必订正：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付出的不仅有经济代价，还有数倍于伊拉克战争中阵亡美军官兵人数的鲜活生命，他们永远没有了明天，他们的亲友将心中隐痛长留！华北首例输入性非典患者徐丽(化名)劫后余生，说：“让我们带着教训，更好地活着。”每个中国人都该用心铭记这句发自内心的呼吁。

　　这些教训是什么呢？在摘去“疫区”帽子胜利在望，“后SARS社会重建”即将启动的今天，我们该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纵令此疫近期不会出现反弹，也要警惕SARS在冬季卷土重来，也要谨防万一有新的疫种蹑踪而至。因此，我们向前看就不能醉心于祝捷庆功，而应着意亡羊补牢与曲突徙薪。

　　然而，我分明感到有些人将沿袭旧有的抗灾模式，把“抗非”办成一场“白喜事”。表彰“抗非”英模的歌已有了，舞已有了，戏剧、电影、电视正在紧锣密鼓地制作；书出了，塑像竖了，有些地方正在筹议建抗非纪念碑、纪念墙；甚至为疫区地方长官歌功颂德的“决策专家”之类桂冠也呈献出来了……那些为“抗非”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们，理应纪念、讴歌、表彰，社会正气永远是我们抗疫的基本保证；但是，赏罚自古要分明，补苴罅漏更重要。

　　而我看到的是，那些对疫情扩大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人，毫无反省，更没有像香港浸会医院在当地传媒向公众“深切致歉”；强词夺理、文过饰非者倒是见了几个。上文提到的幸存者徐丽说，2月18日她从太原出差广东前，母亲为她查那边报纸，打电话到报界同行咨询，父亲查互联网，得到的信息是疫情“没那么严重”、“没有致命危险”。这些误导人的信息是谁发布的，请看2月12日那边各大报纸，白纸黑字俱在，可迄今没有人向徐丽及华北众同胞说声抱歉。那个广东省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在明知此病有许多不明因素、已发生数十起医护人员感染的情况下，妄言“医生已有一套成熟的治疗方案可以控制和治好该病”，还说“在美国，每年有560万人患各种非典型肺炎……没必要大惊小怪”。此人如今在干啥？2月27日，徐丽住院期间，有医生回答她丈夫“非典是衣原体感染”，“一般不会传染”。这个贻害徐丽全家及北京众多医护人员并殃及数亿国人的判断，是哪些权威人士轻率提供给政府与医疗界并通过大众传媒作出公告的？仅做了两例镜检，至少应有的科研三步骤才做了一步，就武断判定“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为衣原体”，并匆忙在权威媒体宣布，且再三坚持己见的院士专家；还有他的行政主管，在一片“冠状病毒”声中，再三通过媒体向全国医院推荐对衣原体有效的七种抗生素，他们该对疫情的扩大负什么责任？他们的行为，只是对科研人员应当宽容的试错吗？面对公众的质疑，这位院士诿过于新闻媒体宣布他的发现时没有留有20%的余地，轻描淡写地“自我批评”道：“许多医学研究者情绪浮躁，包括我们自己。”如果让这样一些毫无愧疚之心的人，在一片祝捷声中轻轻松松地留在重要岗位上，中国此疫的“学费”真算白交了！

　　当然，作为国民，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反省自我：我的生活模式对自己对社会负责吗？是否固守不愿分餐、喜欢扎堆等缺乏必要人际距离感的乡土社会心理？等等。只有人人自省，洗手修面的同时洗心革面，我们才能洗刷华人一百五十年来蒙受的与脏乱相伴的羞辱。

　　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吸取经验教训，更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观，打造崭新的运动模式，而不能雨歇风过故态复萌。

　　一是加快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这点似乎已达成共识。但共识的口号不能自动化为切实有效的行动。君不见，义务教育早有立法，年年有人呼吁增加投入，而儿童失学、教师欠薪照样大面积存在？对此至少有两点令人不放心：财政开支有多少透明度，预算由谁拍板？财力与人才资源向首脑机关所在地特别是大都会畸形倾斜的潜规则何时有根本性改变？

　　二是不仅加紧立法，填补法制空白，更着力创造有法必依的社会环境。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就制定了传染病防治法，隐瞒疫情的事却时有发生，以致“非典”时期严令之下，仍有地方和单位隐瞒群体发热的疑似现象与集体中毒事件；野生动物保护法也不是没有，穿山甲、巨蜥等珍稀野味仍有人捕猎有人承运有人公然烹食；哪座城市不是早有严禁随地吐痰扔垃圾的法规，却鲜有认真持久监督执法的。

　　三是树立正确的形象观，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做一个负责任而有尊严的国家。经济实力与公共卫生设施比不上中国的越南，及早谋求国际合作而成功控制“非典”的经验，值得我们虚心借鉴。我不知道，我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机制是否已顺利建成且充分有效？

　　四是加快改革新闻管理体制与公共信息发布制度。我赞成传播学者喻国明与公共管理教授杜刚建等人的建议，要使新闻媒体真正肩负起“社会守望者”的职责，对于反对改革和压制舆论的不称职干部要早发现、早帮助、早调整，要让人民群众及时地、客观地、充分地享有“知情权”。

　　五是不沉迷政府主导、“人民战争”式的既有社会动员模式，放手打造“大社会”。只有真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力发展和健全民间的社区、群团等非政府组织，整个社会才能面临危机处变不惊，应对有序，不致出现非典患者办“千人宴”民工学生大逃亡、患者与疑似者小逃亡之类的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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