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贺莉丹/报道

　　6月5日，《外滩画报》以《批评上海的人是谁》为题，报道了新加坡商人林容基对上海提出的善意批评。

　　采访林容基的那个女记者就是我。

　　报道出来后，远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予以转载。过后，我给林容基打电话说：“找你找得好苦呀！”

　　刚刚放下电话，我就去苏州采访了林容基。

　　小心翼翼写作

　　《如此力保上海？》

　　SARS已经使中国、香港、台湾的经济贸易受挫，如果此文对上海的经济有负面影响，那我的罪就更大了。

　　林容基毕业于新加坡大学会计系，现任新加坡昆岭集团财务总监。

　　1984年，33岁的他第一次来中国。那时，中国给他的印象是，作为外商的他，买东西不能用美金和人民币，只能用“外汇券”。

　　接下来近20年时间，他相继在深圳、广州、上海、昆明、苏州等地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近一半时间在中国度过。他把自己的日程安排概括为：“一个月有三个星期在昆明，一个星期在苏州，过一个半月争取回一次新加坡的家。”就如同《如此力保上海？》(载5月19日《联合早报》)所描述的那样。

　　5月中旬，SARS疫情还处于高峰期。5月13日，林容基从新加坡飞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他稍微安心：因为在海外，上海一度被誉为阻挡SARS的“铜墙铁壁”。

　　但从上海回苏州路上，林容基亲身体验到个别工作人员的马虎和敷衍。他担心：万一有SARS患者经过上海，那样的“把关”，根本起不了作用，后果将很难预料。

　　5月14日晚上，辗转难眠。他给在新加坡的太太打电话，讲了上海的防SARS情况和自己的担忧，告诉她准备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太太开始不同意：“你只是个去中国做生意的商人，管那么多干嘛？”

　　其实，他也犹豫：“我不担心我自己，我是怕这种文章发出来会影响上海的形象。SARS已经使中国、香港、台湾的经济贸易受挫折，如果此文对上海的经济有负面影响，那我的‘罪’就更大了。”

　　犹豫归犹豫，他还是争取到太太的理解：“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龙头，它的安全至关重要，我个人是有一定的风险，但我还是要写。”

　　林容基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联合早报》。因为此前林容基曾在《联合早报》发过稿，在《联合早报》的读者库中备有档案。

　　想周全后，林容基用一天的时间完成了这篇文章，5月16日早上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联合早报》，晚上便得到编辑回复。

　　善意的批评才是智慧

　　“没想到政府这么重视这件事情，上海政府真的很能干。”

　　林容基非常客气地认为，他的文章是“鸡蛋里挑骨头”，其实上海是中国最好的城市。

　　“自从上个星期六的《联合早报》(5月31日—记者注)再度刊登关于我的报道后，新加坡家里的电话就压根儿没停过。”林容基又向记者讲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原来，《联合早报》转载《外滩画报》的文章中提到，为了找到批评上海的新加坡商人，上海市副市长杨晓渡下了“死命令”。

　　新加坡的亲戚朋友以为上海市政府要找林容基的麻烦，全都打电话过来询问林容基的情况。

　　“由于文化差异的关系，在新加坡没有‘死命令’这个说法，按照他们的理解，‘死命令’就是跟死有关的命令，他们还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林容基说起这事笑得合不拢嘴。

　　后来，找到了批评上海的人，上海出租车管理给林容基打电话，除了提出要求给林容基道歉、赔偿外，还提出要“查办”那位出租车司机。“查办”两个字把林容基吓坏了，他忙打电话到上海市出租车管理处，为司机说情：“我不计较这些钱，何况司机的服务态度挺好的，只是按照公司的规定走了程序而已，错不在他。”

　　林容基要记者转达他对上海非典防治办公室和出租车管理处的谢意：“他们的服务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大陆的读者、网民，不要把善意的批评当侮辱，互相学习、互相指点才是智慧。我不期望任何补偿，上海的安定就是我最好的安慰。”

　　“没想到上海市的政府这么重视这件事情，上海市政府真得很能干。”《外滩画报》很勇敢

　　就像早期的《新明日报》，反应迅速。

　　在新加坡，林容基经常看三份报纸：《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

　　他给《外滩画报》的评价只有三个字：很勇敢。

　　“《外滩画报》给我的感觉像早期的《新明日报》。我很佩服你们能做到反应迅速，这种媒体在我的印象中只有香港、台湾才有。”

　　“我比很多新加坡人敢说话，只要是对公众有利的事情我都肯出来说说话。下次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我还是会站出来说话。”

　　林容基想

　　寻找一位资助对象

　　“你认识家境不好、成绩也不好的孩子吗？给我介绍一个，我真的很想帮他们。”

　　林容基喜欢音乐，自称会演奏几乎所有的乐器，还能写词作曲，他说退休后会组建一个录音室，制作CD、MIDI。他还喜欢在空闲时写些东西。

　　林容基写了《大陆趣闻之搭顺风车须知》，向外国商人介绍中国大陆的投资环境和政治、文化背景。文中还中肯地分析了中国的现状，建议新加坡政府以“双赢”为目的加强对中国大陆的投资。

　　“下一篇文章是介绍云南的，我在云南呆了四年，从一个国外华人的眼光来看云南，希望能给云南政府一些建议，把云南的一些卖点变为商机，未必对，只是起到一种启发思考的作用。”他说。

　　自称“只有非洲没有去过”的他，在西伯利亚，遇到一件深有感触的事：当地的朝鲜族人还在使用朝鲜语、吃泡菜。“为什么在美国、欧洲、新加坡的华裔没有做到这一点？许多华裔，连中文都不会讲，这种‘边缘人’是很可悲的。”他觉得忧虑。

　　新加坡实行的是“双语交流”，讲华语的家庭大约占1/3，有些学校也规定，英语是必修的，华语、马来语、印度语、德语等是选修的。

　　“新加坡的‘西化’已经表现得很严重了。新加坡的很多父母都有‘怕输’的心态，孩子一出生就跟他用英语交流，但是却忽略了让孩子学习华语。所以在今天的新加坡，很多年轻人可能听得懂、也会说一些简单的华语，但是已经不会写汉字了。”

　　林容基坚持让他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讲华语，带他们去中国的很多地方。他说：“我之所以这么做，因为怕他们把自己的根忘掉了。”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看到一张中国邮政汇款收据。林容基的司机阮敏师傅告诉记者：“这个叫起伟的孩子，在兰州商学院读书，林先生每个月资助他300元，直到大学毕业，已经资助两年了，但是都是用我的名字汇款。”

　　采访结束的时候，林容基忽然问我：“你认识家境不好、成绩也不好的孩子吗？给我介绍一个，我真的很想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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