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宋维邦，是三峡大坝通航建筑物的总设计师。通俗地说，就是三峡船闸和所有附属的建筑物，大到结构尺寸、建筑物布置，小到某种设备用什么材料，都由他决策。巧的是，相貌清癯，瘦高个儿的宋总也是上海人。他说《新民晚报》是家乡的报纸，有亲切感，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力主建五级船闸

　　三峡船闸的第一张设计图纸，就出自这位69岁的老人之手。

　　宋维邦的办公室干干净净。他说在通航建筑物这部分，设计人员画出了上万张图纸，以前堆在他这里有一立方米那么多，差点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这些图纸，绝大部分经他亲自审定，有些关键部位的改动，也由他提出。

　　宋总带记者到一张巨大的三峡工程全局设计图面前，指着图纸说，关于三峡大坝船闸的方案，一度争论不休。有人提出建连在一起的四级五级船闸；有人建议造3个船闸，中间用航道连接；甚至还有人提议，让船舶从隧道中通过。宋维邦说，从水力学技术和闸门技术上看，五级船闸的设计最可靠。最后，在专家们的反复论证下，五级船闸的方案最终确定了下来。

　　至于船闸为什么放在现在这个位置，宋维邦解释，长江从西北向东南方流淌，恰好在三峡大坝这个位置转了个近90度的弯，要截取一段足够长的直线“摆放”5个船闸，显然左岸（面向下游，左手即左岸）更为恰当。而挖通大山修船闸，在选择具体位置时，还必须考虑到山的高度——太高，工程开挖量太大，而太低的话，船闸就要修到水底下去了，因此最终选择了现在这个地点。

　　至于那扇“世界第一门”，宋维邦解释，闸门呈“人”字——关闭后，两扇“门板”之间有一个夹角，是世界上通用的。而难度在于，867吨、38.5米高的“门板”，什么样的“手”才能推得动。“我们通过对液压起臂机技术进行优化，造出了世界上最有力的‘手’。”宋维邦说。

　　五级船闸每级闸室长280米、宽34米，槛上最小水深5米，尺寸和葛洲坝的1号2号船闸尺寸相同。宋维邦说，设计三峡船闸之前，专家们对葛洲坝的设计进行复核，发现那个尺寸足够满足三峡工程的要求，因此就“复制”了过来。

　　前几天实船调试的时候，宋总亲自上船体验过闸。“船老大告诉我进出闸门很顺利。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很高兴。毕竟一辈子都是为了这个三峡。”

　　整整十年未回乡

　　宋维邦是上海崇明人。1958年，他从河海大学“水道及海港”专业毕业。原本想学了海港技术回上海工作，可老师认为他去长江水利委员会能更好地发挥才干。那一年是“大跃进”时期，三峡工程被讨论得如火如荼，宋维邦进入长江委之后就扑到了三峡工程上。没想到，这一理想竟花了他一辈子的时间。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长江委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研究三峡工程，希望通过解决技术问题、提出合理方案，为国家同意开工作准备。从那时起，宋维邦每年都要去一次三峡。当时条件艰苦，从武汉到三斗坪，要坐两三天的船，住的是附近的木头旅舍，点的是油灯。

　　没想到，三峡工程迟迟不能决定。长江委无奈之下成立“三峡工程组”，维持技术研究。如今三峡工程有上千设计人员，而当时的“三峡工程组”不到20人。宋维邦是其中的一员，负责通航建筑物的部分。“虽然是工作不断，可一直是‘纸上谈兵’。”宋维邦说，作为技术人员，最希望的是看到自己的设计变成现实，可在那十多年的时间里，无法预计自己的理想何时能实现。三峡，成为大家心里的一个结一个梦。

　　上世纪70年代，国家决定先造葛洲坝，作为三峡工程的“实战练习”。宋维邦的任务是设计葛洲坝的1号2号船闸。“现在看来，这个决定非常正确。当时我们还没有做大船闸的经验，可供参考的经验也不多。但经过葛洲坝‘一役’，设计三峡，我们可以不慌不忙了。”

　　1985年，国家准备开展三峡工程论证工作。1958和1985，这两个数字虽然只是前后次序调了个儿，但当初刚毕业的英俊青年，却已变成白头老翁。可宋维邦说，自己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有许多前辈没有活着亲眼看到三峡工程建成。

　　1992年，三峡工程被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凭着宋维邦的经验和技术，他成为设计通航建筑物最合适的人选。从1993年起，他就入住工地，一边设计，一边帮助施工。工作起来，没有白天、黑夜、休息天的概念，只知道一张张图纸被浇筑成钢筋混凝土。

　　又是10年过去。今天，宋维邦终于等来了通航的这一天。迎着微微吹来的江风，他禁不住心潮起伏，一生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而他也整整10年没有回故乡了，上海变成什么样了，他真想亲眼看个够。 (记者/任湘怡)（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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