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历史结束 杭州市收容遣送站昨摘牌谢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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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6月25日10:24 新华网 | ||
新华网浙江频道6月25日电 核心提示:2003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1号对外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于2003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昨天下午2时30分,继深圳、沈阳等城市之后,位于西湖区西溪路870号的杭州市收容遣送站摘牌。这个从1950年10月起一直从事收容遣送工作的机构,完成了长达半个世纪的 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随着新办法的出台,对特殊人员的救助和管理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我市应该如何面对?昨天,杭州日报记者走进杭州市遣送站,目睹和见证了摘牌的特殊时刻。 救助替代遣送 昨日下午2时30分,杭州市收容遣送站的工作人员,脸带微笑,郑重地将门前“浙江省杭州市遣送站”的木牌摘下。 遣送站站长戴旺生此时显得激动无比:这是一段历史的结束,更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从遣送到救助,从昨天的摘牌到明天的挂牌,无不体现出党和政府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关爱。 “应该说,国家1982年制定的收容遣送办法,有它的良好的出发点,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法制观念的普遍增强,收容遣送工作在近两年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更多的人道主义精神,新办法的出台是社会发展和法制不断健全的必然。”说到两个不同的办法,戴站长如是说。 昨天下午,当记者一走进遣送站,分明体会到了一种浓浓的温情,感受到民政部门对被收容人员的关爱:宿舍门口安装了闭路电视,房间内还增添了两台吊扇。此外,新建了太阳能供热水的洗浴间。戴站长说:“不仅是杭州,全国各地的遣送站都有了很大的改观,这是一种人性化管理的体现。” 记者感觉到近年来杭州市收容遣送站的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变化很大:除了本职工作以外,与被收容人员沟通情感,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多方寻找被收容者的家人,在遣返时与其家人探究原因;在安置来站的精神病人、危重病人时,工作人员又成了保姆和陪护;为残疾的收留人员换洗衣服、理剪头发…… 戴站长表示,从近些年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看,收容遣送工作确实需要变革,这是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收容遣送工作的实际需要。新办法的出台说明人们对自身的安全和权利更加关心,对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要求更加迫切。国家改“收容遣送”为“救助管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充分体现服务 “当前,在新《办法》实施之后,我们最要紧的工作是从自身做起,转变每一名工作人员的观念,使之适应新办法,探索新途径,开创更加深入人心的好局面。”在说到新《办法》实施后的打算,市民政局局长赵申行向记者表明了心声。 从收容遣送向救助管理转变,首先要体现在“服务”二字上———事实上,杭州收容遣送站的许多工作已经与新办法相当贴近,如:提供卫生的食物,提供较好的住宿,对站内的突发病人及时救治。 对比新《办法》与“老规矩”,其中差别最大的是体现了对救助对象在管理上的宽容。 “也许,这些措施会给管理工作带来一些预想不到的问题,但相信会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采访时,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这么说。 那么,以后的遣送站是否会变成“救助站”或是“援助中心”呢?由于新的实施细则尚未公布,许多具体的细节也正在尝试中。但与过去相比,优点是相当明显的:“过去,他们住的是通铺,盖的是一床大被,现在每人一床被褥,睡的是地板,以后还会住上独立的床铺;过去能吃上饭就可以,现在大米白面管够;过去收容后抓紧遣返,现在要做些思想工作……一句话,将来的救助站肯定会体现更多的人性关怀!” 正如市民政局局长赵申行所说的那样,杭州市收容遣送站的变迁,可以说是全国收容遣送工作的一个缩影。这段历史将证明———“人间真爱,正洒向社会的最底层!” 困惑将会解答 作为一个福利性的好制度,好结果才是其根本目的。而要真正达到这个目的,防止“收容后遗症”的发作,还要有更多的附加制度(实施细则)来保障。 有一部好的法规值得庆贺,但也不能因此而觉得万事大吉。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新实施细则出台前,原遣送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提出了许多困惑。 最让人担心的是,“救助站”一旦设立,就意味着“救助站”的大门永远对社会开放,长此以往,会不会成为部分外来人员甚至是犯罪嫌疑人的“免费招待所”?对这些新的现象,有没有新的法规来进行监督制约? 不管怎么说,随着《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以及我市社会保障机制的日臻完善,我们相信,这些困惑将会逐步得到解答,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将会得到党和政府越来越多的关爱。 新闻背景———收容遣送岁月 昨天上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市民政局福利处处长马全坤向记者讲述了杭州市收容遣送站的几个“历史阶段”: 1950年10月,杭州市收容所成立,后来正式更名为杭州市收容遣送站。建站初期的几年内,收容站接待的大多是解放前的社会黑恶势力,当时的收容方式是政府和军队组织人力,到社会上去寻找这类人员,再统一安排吃住,并由专人护送遣返回原籍。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收容对象变成了因天灾人祸无家可归,流浪到社会的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说,绝大多数都是真正需要救助的对象。这些人经过短期收容后,送回老家由当地进行安置。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收容对象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非法行医、离家出走、以乞讨方式索要钱财的外来人员,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盲流”开始增多。 令人担忧的是,近几年来,被收容者中的未成年人比例呈现上升趋势,从五六岁到十二三岁的都有。曾分析过未成年人离家的原因———父母离异没有情感寄托、过分溺爱不能经受挫折、不堪棍棒教育逃离家庭、不良行为导致流向社会…… “从这个时候起,遣送站的工作性质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单纯的收容遣送,融入了更多的情感因素。”马处长如是说。 在遣送站的会议室里,记者见到墙上挂着几十面锦旗,柜子里一张张发黄的照片记录下了遣送站的发展历程。更多的是,那数不清的感谢信虽然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却遮不住收容人员的感激之情……(据《杭州日报》/鲍一飞楼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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