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身后的大铁门被重重地关上，我下意识整了整崭新的玫红色运动服，衣服上印着“无锡市戒毒所”的字样。护理警组警长席红正用钥匙开启走廊尽头的一间女病房，我端着放有洗漱用品的脸盆，在戒毒学员幸灾乐祸般的口哨声中，忐忑不安地走向那扇已被打开的铁门。

　　6月24日，经过一番“伪装”，我的戒毒所8小时体验式采访开始了。

　　扭曲的灵魂“喂，你是怎么进来的？”一个骨瘦如柴、脸色煞白的年轻女人用极轻蔑的目光将我打量了一番，并开始对我盘问。我镇定了一下，试着用行话回答：“真霉，在舞厅第一次吃摇头丸就被‘领捉’来了。”“领捉”———吸毒圈中的行话，特指警方根据知情人举报后采取的抓捕行动。

　　话音刚落，房里5个女人便起了哄，“第一次？哈哈哈，我被警察捉的那天，也是第一次呀……”显然，她们并不相信我的回答，认为这只是司空见惯的一种托辞，这让我立刻想起缉毒警说过的“吸毒者说谎习以为常”这句话来。

　　一个黑黑瘦瘦被叫做“胡一”的女人凑过来：“你吃了几粒？”“两粒。”她像是遇到了知己，对我亲热了许多：“我也要吃两粒才过瘾，现在的摇头丸质量不行，吃一粒根本没感觉。”“屁！那是因为咱们吃了粉的缘故，摇头丸那种东西简直‘小儿科’了！”说话的仍是最初那个瘦白女人，不屑的语气让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吃摇头丸的”根本就不入流。

　　果然，围着她的几个女人用近乎崇拜的语气说：“哪能跟你红姐比啊，进进出出吃官司都几回了，人家可是‘第一次’啊！”被称作“红姐”的女人一脸得意，开始滔滔不绝吹嘘起自己十多年的吸毒史。在她声情并茂的“演讲”中，我得知其早在1989年开始吸毒，“吃官司”其实是指在句容两次劳教，戒毒所更是她熟悉不过的地方，这次被抓距她解教回家时间不长，她和丈夫一起注射毒品，但丈夫侥幸逃脱了。

　　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了男人身上，听到她们污秽不堪的语言，我开始不自在，但她们浑然不觉。为了转移话题，我提到了孩子，但她们显然兴致不高，“谁有工夫去管老小啊！我女儿生出来就甩给老娘。”我又问了一串极不“专业”的问题：“出去后还吸不吸啊？”“有就吸喽！”“不准备找个工作吗？孩子怎么办？”“唉，这么一把年纪，还能找啥工作，混混呗，孩子总会有人管。”说这话的时候，她们的眼神是空洞而麻木的。其实，她们的年龄都不过30岁上下。

　　护警的关怀伴着一阵轻微的钥匙开门声，一个40多岁穿着浅蓝色制服的保安进来了，他把一桶滚烫的开水放在房间当中，对着屋内包括我在内的6个女人说：“这是刚烧开的水，可以喝，晚上洗澡我再打水来。”开水冒着热气。大家瞟了一眼，似乎都没有想喝的意思。突然，年纪最大的阿丽瞪着我说：

　　“新来的，你去洗个澡吧，谁知道你身上干不干净。”“对对对，你去洗澡！”其他人附和着。我一下愣住了，这倒是没有预料到的事。为了打消她们的顾虑，我只能胡诌一番，称家里托人走了路，所以临来前警察网开一面让我洗了澡。

　　胡一挠了挠黄色的长发，不耐烦地嘀咕：

　　“你不洗就我洗。”边说边开始脱衣服，并且毫不避讳地敞着卫生间门。哗啦啦的流水声惊动了护警徐芳芳，她开门进来狐疑地观察着房内的每个人。我说：“有人洗澡呢。”阿丽又瞪我一眼，轻声道：“应该骗她有人自杀。”随即又是一阵哄笑。

　　“护警，我们啥时候‘翻’到康复病区去啊？”披着长发一直蜷在红姐床上的一个漂亮女人突然问。徐芳芳笑着安抚我们：“一切都得听医生的，如果医检报告证明你们没问题了，就能转到康复区去。”临走前，她又补充了一句：“大家都希望你们能早日康复转出去，但你们必须配合医生。”谈话围绕警察执法态度展开了。红姐又拿出过来人的口气：“说实话，现在民警态度越来越好了。有一次我被‘领捉’，在派出所吞下一只金戒指，他们马上把我送到医院抢救。这里的民警也不错，待人笑嘻嘻的，像老娘一样管着你的一日三餐，督促你尿检、吃药。”不太多话的一个“短黄毛”接口道：“我抓进来的时候，医生问我每天吃多少粉，我怕‘吃官司’，就说很少，没想到让他看出我手臂上的针头注射印，他倒有耐心，和我谈了两天，说什么不如实掌握吸毒量，治疗就达不到效果，我最终还是说了实话。”女人们天南地北乱扯的时候，房间里巨大的空调柜机呼呼喷着冷气，让人丝毫感觉不到酷暑难熬。“王丽，你胸口感觉闷不闷？今天有没有犯哮喘？”床头对讲机传来了医生的询问。

　　“没犯，一切正常。”阿丽回了一句，随后用一种说不出是感激还是无所谓的语气道：“嘿嘿，吸粉引起的哮喘并发症都得了那么多年了，没想到在这里治好了。”此后，医生对阿丽的病情询问每小时就有一次。

　　亲人的眼泪每周二是戒毒所的家属接见日，康复病区的学员们排成方队等待着家人的探访。根据所领导的安排，我身着戒毒服装来到了接见厅。

　　接见厅不大，戒毒学员隔着玻璃用电话和家人交流。尽管听不清他们谈话的内容，但我却从玻璃外那些家属的眼神和眼泪中，感受到了爱恨交织。

　　禁毒支队副支队长、戒毒所所长严序春正在接待一位声泪俱下的母亲。这位母亲45岁，姓李，丈夫因盗窃正在服刑，几天前惟一的儿子又被送来强制戒毒，母亲每月600元的收入要用来还债，根本没能力再帮儿子戒毒。母亲的可怜际遇打动了所长严序春，他破例把那个19岁的不肖子叫出来，让他们母子在会客室见面。

　　一看到儿子，这位母亲泣不成声：“……你不吸取爸爸的教训走上坏道……妈妈虽穷……但做人的道理不是没跟你讲过，你总骗我没有吸毒……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她费力地讲完，一头趴在桌上号啕大哭起来。

　　儿子望着母亲，终于眼圈红了，他用针疤累累的手臂摩挲着母亲的背，眼泪也止不住掉落下来。母亲又说：“……你不能做个好人活在这世上……妈妈宁愿一刀杀了你再去自杀……你让我还有什么脸面活下去啊……”“别哭，妈，别哭，我一定改。”儿子嗫嚅着。母亲努力平静了一下心情，说：“你打电话回家，要我来救救你，妈妈已经没有能力救你了，每个人的路必须自己走，你好自为之。”她站起来面朝严序春：“所长，谢谢你，我管不好儿子，只能请你们来管教了，谢谢。”说完这些，母亲拭了一下泪水，决然地走出会客室。那个长得比母亲高大许多的儿子，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心里在想什么呢？

　　（文中戒毒学员人名均为化名）上图：通过不断地组织学习，让珍爱生命的理念深入戒毒学员的内心。左下图：医生在为戒毒人员检查身体。（吕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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