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天津通志》记载：嘉庆二年(1797)六月十三日，山西商人雷履泰在天津经营的日升昌颜料铺，首创汇兑业务，并于道光二年(1822)改组为票号，是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汇兑业。

　　“一卡在手，走遍神州”，这句广告语曾经风靡大江南北。在银行遍布的今天，银行各种卡的推出，使得人们在出行时，无论携带多少现金，只需要在临行前将钱存入卡内，走到全国哪个地区，都可以提现。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天津就有了最早的“一卡通”———

票号汇票。

　　颜料庄改行创立日升昌

　　票号出现以前，当时往来于各地的银钱还是使用传统的镖运，这样既危险又无法保证时间。就算运到目的地，由于银子与铜钱的换算十分麻烦，使用起来也颇为不便。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清乾隆年间，天津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银钱业———总钱摊、换钱铺与首饰楼，专门从事银、钱的兑换活动。可是就算是这样，也并不能解决银钱在长途运输上的一些问题。

　　一直到道光三年(1823年)，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财东、平遥达薄村李大全兄弟，听取经理雷履泰的建议，首创汇兑办法，增加资本将西裕成颜料庄改为“日升昌”票号。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罗澍伟教授对此做出了这样评价：“票号的出现为中国金融业开创了走向辉煌的一页。”

　　业务遍全国天津设分号

　　据专家考证，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财东为平遥西达薄村李家，由于生意一直很好，相继在天津、北京、沈阳等地设立了分号。当时，山西的平遥、介休、祁县、榆次等县商人，也在京津开设各种商店，每逢年终结账，他们都要给老家捎些银两，这些银两同时也都是镖局运现，运费既高，又不安全。为此，深有此体验的西裕成颜料经理雷履泰决定采取拨兑承办捎银两的办法，就是将现银交到天津分号，再由天津分号写信给平遥，至西裕成颜料庄总号取现银。同乡们都觉得这种办法便利，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部分汇费。通过拨兑捎钱的启发，西裕成的伙东们都感到这个生意获利多。经过雷履泰的精心准备，1823年，由李东家出资白银30万两，将西裕成字号改为日升昌，颜料庄改为专营汇兑票号，中国从此产生了以营利为目的的专业汇兑机构。随即先后在天津、北京、厦门等几十个城市设分号，这就使整个国家埠际间的货币清算，开始走入以汇兑清算为主代替运现为主的时代。

　　中国票号以日升昌票号创立为标志，在票号由创立、发展到衰落的百余年间、全国票号竟多达51家，设分号600余个，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和商埠码头，有的甚至在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国设立分号。

　　发展对象广经营重信誉

　　日升昌票号从1823年创办建号，到发展壮大、繁荣兴旺以及衰落倒闭，经历了清道光、咸年、同治、光绪、宣传5代皇帝和中华民国，一直延续到1923年，整整一个世纪。日升昌票号创办之初经营业务以汇兑为主，存放款则寓于汇兑过程之中。经营对象则是以工商铺户为主，主要是山西商人的汇南米邦、丝邦、盐商，还有零星的小商小贩，也有官司吏，但为数不大。

　　此外，日升昌票号还和设有分号城市的山西商人拉关系，招揽汇兑。不但山西商人开设的商号和日升昌票号交往频繁，而且外省人所开的商号以及沿海一带的米邦、丝邦、盐商等也多和日升昌票号打交道。于是，日升昌票号业务蒸蒸日上，经营对象涉及到各行各业，一片兴旺景象。据日升昌清江铺、苏州、江西等几家分号1852年、1853、1856年(咸丰二、二、六年)的汇兑收交统计，收汇款达693967两，交汇款数达678528两，其中天津的业务量占到了其中的15%。但是它的经营只重信用，对于放款不收任何抵押，结果由于战祸的原因，日升昌损失极大。

　　复式三联单兑钱凭密码

　　据介绍，汇票在兑换时有多种方式，汇款人可以选择票汇、信汇、兑条等几种方式。早年的票汇是由受汇票号开具一张单式汇票，由他将汇票寄给或带给在天津的受款人，受款人持汇票向天津分号取款。后来使用的新式汇票是复式三联单，第一联由山西票号寄给天津票号，第二联交给汇款人或带给收款人，第三联为山西票号存根。而信汇是由他将款交给山西票号后，山西票号和他本人分别给天津的票号和天津的收款人写信，收款人持汇票和他本人的来信并出具领款证明来收汇票号领款。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原始的兑条，即票号开具一张中间断开的兑条，然后由受款人和受汇票号将两张对在一起，才能收取银钱。到了清朝后期，国内邮政和电讯事业有了发展，各地都设了电报局，票号因此开办了电报汇款业务，票号发出自己编的密码电报，受款票号即可按密码兑付。

　　日升昌票号还开创了最早的“旅行支票”，汇款人如果要去某地，在将款项交给收汇票号时，声明途经某地，收汇票号开具票据，汇款人可根据票据取款，这种方式叫做“旅行会券”。

　　联系官吏紧票号暗行贿

　　从咸丰末年到辛亥革命前夕，清朝官吏腐败骄奢，贿赂公行，社会动荡，盗匪丛生。鸦片贩子、走私商人都与票号发生了关系，从而使票号的服务对象由过去的以工商铺户为主，向官吏、豪绅和工商铺户并存转变。尤其是经过太平天国革命、捻军革命之后。官府与票号的关系更加紧密，凡军饷、赔款、丁粮、厘金、赋税和官府财政以及卖官爵钻营行贿的赃款，也都由票号过局。这个时期是日升昌的极盛时期。据1906年时对日升昌票号14个分号汇兑统计，收汇款高达1633660两，交汇款达15891544两，日升昌票号的汇兑额扩大了，基础规模也更扩大了。一纸汇票一到，10万、100万的现银立即到手。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由京逃陕，路经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是主要厚筹款票号之一。为此，山西巡抚岑春煊给日升昌送了一块“急公好义”的牌匾。

　　添加防伪线认票不认人

　　日升昌还实行“认票不认人”的制度，保证了汇票的安全性。这就要求对汇票的书写和防伪等有严格的规定：一是规定有专人书写汇票，其字迹都要通报各分号和联号；二是规定了一种以汉字作为代表的暗号为代码；三是汇票纸必须印有“昌”字以防伪票。除此，为保持商号的信誉对汇兑时间、汇兑白银的成色都有严格的规定。

　　另外，票号本身还具有银行的功能，可以办理存款业务。并且，票号会给付存款人2—3厘的利息。据介绍，票号的存款主要是官府的关税和军饷等公款。官府愿意将银款存入票号，因为在急需用钱的时候，凭一纸公文就可以提出银钱，而且在官府遇到紧急情况时，还可向票号进行“透支消费”，官吏个人还可以从中得到公款利息等好处。

　　难以敌外资票号改钱庄

　　日升昌票号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商埠重镇开设分号四十多处，有“汇通天下”之称，历经100年，创造收入累计达1500万两。辛亥革命之后，是日升昌票号的衰落时期。同时由于受资本主义金融势力的侵入，国内银行的建立以及清政府垮台和两次革命的影响，日升昌票号设在南方的网点(日升昌票号的网点主要设在南方)遭到致命的打击。这样一来，兴隆显赫的日升昌票号便一蹶不振，被迫清理债务还债。到1923年，搁浅数年的日升昌票号易主改组，仍用日升昌名义开设钱庄。-本报记者王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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