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高被开除党籍一经公布,郭光允这个原先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转眼间成为媒体频繁报道的新闻人物。作为一个以个人力量不懈反腐的标本,我们有理由将它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背景下给予关注。

　　呼唤机制反腐

　　郭光允是反腐败大业体制外的“独行侠”。从1995年至今,8年时间,一个建委的科级干部承担了本应由纪检部门承担的责任。像徘徊在体制外的其他孤胆英雄一样,郭光允因为揭发程维高的问题,受到了种种打击报复。郭光允的遭遇,再一次证明了单枪匹马反腐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

　　反腐败到底靠什么?靠人的自觉和慎独?人非圣贤,七情六欲未泯,显然不行;靠齐抓共管全民反腐?责权利不明晰,齐抓共管等于齐抓“难”管;靠孤胆英雄的民间反腐?舍得一身剐,赤膊上阵,单打独斗,虽然也能偶有斩获,可更多的是飞蛾扑火。应该说,反腐败终归要靠体制内的“正规军”,而现阶段的“正规军”————纪检监察部门———很多情况下是下级监督上级,发挥的作用客观上往往“打折”。这正是反腐败大业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民间反腐斗士前赴后继令人扼腕叹息的真正原因。郭光允的遭遇正好昭示出反腐败大业的这一大局限。

　　(蒹葭)

　　需要更多反腐者的努力

　　在人们对郭光允取得最后胜利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会谨慎地意识到,作为一个个人,单枪匹马同腐败势力做斗争,付出的成本往往是巨大的。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的廉洁是不应该建立在这样勇敢无畏的个人反腐基础之上的,正如我们不能把社会正义建立在对包青天式的清官的呼吁上。我们要走法治之路,走制度改革之路,最终实现以制度反腐败。

　　同时,社会的改进却又必须通过个人的努力。学者丁林在《九十老太的长征》中讲到,一个90岁的美国老太为了呼吁“改革竞选经费”,独自徒步五千公里,横跨美国,最后到首都华盛顿。一个联邦法官对她说“我们美国的许多法律,就是由像您这样坚持不懈地努力着的普通人所促成的。”这个例子就说明,个人的公共努力即使在西方社会都具有必要的价值。

　　我们已经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而一个把反腐作为人生使命的人,在这个以逐利为核心价值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商业社会的价值原则具有一种双刃剑的效应:它消解了传统权力的独尊权威,同时又让人们埋头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对公共责任漠不关心。所以,越是在市场时代,我们越是要唤起人们的公共责任,所以我们不可以打击郭光允这样的人的积极性。郭的行为还只是让个别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我们更希望那些有责任心的个人在更丰富的层面为改进社会而努力。

　　(刘显东)

　　能否推出“举报险”

　　时下,举报之路愈来愈曲折难行,而且途中为举报而身遭不测者,也不乏其人。故而保险公司若能“与时俱进”地设置一项“举报险”,一定会广受欢迎。

　　假若有了“举报险”,诸如郭光允这样的反腐义士,从此便无了后顾之忧,即使是举报之路再艰险10倍,举报的时间再拖上10年,他也不至于会因贫困无助而停下半步。可假若在无险可保的情况下,面对诸如组织上开除党籍、身体上百般摧残、经济上竭力封锁等连环套式的打击,郭光允又能再撑多久呢?

　　假若有了“举报险”,举报的成本以及反腐败的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而贪官们搞权力寻租以及运行各式腐败的法律成本却会大幅度提高。纵观近些年来一些举报者的举报之旅,常常是形单影只,缺乏后援,故一旦跟对手交锋,便会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而这些反腐义士,之所以被逼至绝境而英雄气短,关键就是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后盾,而有了“举报险”,这诸路英雄岂非如虎添翼哉?

　　假若有了“举报险”,举报之旅便不再属于“高风险、低回报”甚至是“负回报”的行当,而成为一种低门槛和“产销平衡”的大众事业。有了“举报险”作靠山,走上举报之旅的反腐义士就会日见其多,从而形成人多势众的团队优势,而那些作奸犯科的贪官,相形之下就必将失去往日的凶顽。

　　(周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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