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嘎吱嘎吱的摇橹声中，在叽叽喳喳的聊天声中，渡口的乘客们三五成群，或蹲或站等待着下一班渡船的到来……随着一座座新桥飞跨海河两岸，在历经几百年的繁闹之后，曾经星罗棋布的天津渡口逐渐成为历史

　　封存的记忆……渡口摇木船风雨600年-本报记者王志辉

　　明朝初期，燕王朱棣为了夺取皇位，率兵在三岔河口渡河南下，兵发沧州，取得了胜利。于是将当时渡河的海津镇命名为“天津”，意思是此处是天子之津梁，天子经过的渡口。永乐二年(1404年)，在三岔河口西岸筑城设卫，这才有了天津城。一点点地，它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到九河下梢商贾云集的商会，再到现代国际化大都市。600年的风风雨雨，天津与渡口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天津因渡口渡皇帝而得名，也因渡客商而发展。朱棣当了皇帝后，定都北京，而北京的粮饷仍依靠南方供给，三岔河口的漕运就显示了它无穷的魅力。粮船一到，从南方带来的瓷器、布匹等物品布满了街道，大批的客商往来于海河两岸，渡口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通设施。它随着天津的发展而不断增多，孕育着一代又一代天津人。

　　时至今日，海河上的桥梁取代了往日的渡口，但细观海河两岸，在河西区挂甲寺附近，记者还看到了一个渡口，人们说，它也将很快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天津渡口分三类

　　提起天津的渡口，老人们都会说：“咱天津的渡口特别多！”天津地处五河下游，有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均在天津汇流成海河，横贯市区，经大沽口入海。天津城市河流纵横，但桥梁特别少，因此，多年来渡口星罗棋布，成了水上交通不可缺少的一环。小小的渡口，渡起了天津600年。

　　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当时渡口的情况了，只有一些老人曾经坐过摆渡，何志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我小时候听老人们讲，天津早年渡口可分私渡、官渡、义渡三种。私渡出现最早，起码是在天津这个地方最早的原始村落形成年代，可惜没有史料记载，但官渡却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官渡就是官家为便利驿使往来所设的渡口。据《天津县志》记载，明万历十六年，在天津设官渡8处，地点在北码头、晏公庙、大直沽、宝船口、西沽、杨柳青、真武庙、寇家口，官渡同样向乘客收费。”

　　清代雍正九年(1731年)，天津设府后，天津的交通设施有了很大的发展，仅狮子林一处，就设有十几处摆渡口。也正是因为这样，三岔河口一带呈现出繁荣景象。据家住三条石的79岁的刘尚斌老人说：“渡口这种交通形式，在天津存在了数百年，至今还有。小的时候我还经常从渡口往来于海河两岸。”

　　据介绍，当时的义渡有两种，一是由僧人募化得钱设置，二是由当地士绅、举人、秀才、有钱的大户人家为了修桥补路、乐善好施的而设置的。如北仓上下的义渡，都是举人曹步青施设的，茶叶店“义渡”是准提庵僧人岫山募设，来往客商均不收费。“帮摇”首开渡客史

　　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经济势力随着坚船利炮一起侵入中国，天津成为各帝国主义角逐的市场，大量倾销商品，廉价购买原料。沿河农民利用自有“帮摇”(小木船)，运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进入市区出售，偶尔搭渡小贩，收取不固定报酬。日久搭乘者渐多，收入增加，船主见专载渡客有利可图，就制造较大木船，营客、货摆渡。由于过渡者日增，装货船装卸费时，行人过渡久等感到十分不便，同时农民以摆渡为副业的人渐多，随至渡口兜揽生意，开辟码头，逐步发展到定船、定点、定人。于是在水上交通运输部门中，就产生摆渡这一行业。

　　渡口以现在的解放桥为分界线，分为上河渡口和下河渡口。解放桥以上为封建势力所把持，船主相互争夺渡口，渡口规模较小，过渡量也不如下河渡口。解放桥以下为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所把持，两岸为旧俄、英、法租界地，沿河两岸建立大型企业，沿河修有水泥护岸，渡口规模和过渡量都较大。洋人摆谱有专渡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天津后，对解放桥下河岸地任意占用，并强迫渡口停渡。1939年日本占领军宣布封锁租界，解放桥下游海河渡口几乎全部勒令停渡，长达两年半之久，致使船只闲置，船工失业。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军队进驻天津，利用海河建国花园渡口附近地带存放军用物资，并严禁行人通行，渡口随即停渡。“专渡”是帝国主义者搞的，他们花钱设渡口，买船只，雇用中国船工，只渡外国人不渡中国人。如：俄国领事馆在建国花园开辟的专渡，仅供领事馆的洋人使用；太古洋行英人经理绰号叫码头鬼，在太古码头设渡，专摆他一个人，每天上下班两趟。

　　另有些洋行企业，专为方便职工而设的，仅限本洋行中外员工和物资过渡，不摆市民。还有一种私人设置的渡口，位于洋行附近，洋行给船主补贴，本洋行职工免费，还可摆渡一般乘客。为这些目的而设置的渡口主要有：建国花园渡口、十经路临时渡口、美孚油行渡口、德士古渡口、亚细亚渡口、开滦渡口、颐中渡口、太古渡口。翻船死人事故多

　　据何志华介绍，解放前，船主只是为了多收渡资，对船只的维修、设备的添置并不在意。据1946年的一个文件上记载：“……前据调查本市河流五道，摆渡30余处，大都码头失修，船只残旧，一切设备也较简陋……”船上没有安全桶、安全链，也没有救生设备。有的船上有拳头大的窟窿，用旧棉花堵上照样用，大部分船都漏水，每天早上得掏几大桶。有的晚上拴好船，第二天不见了，以为被人盗走，细看已沉入河底，打捞出来，稍加修理，接着还摆。码头设备更谈不上，两个凳子腿架块小木板还算好走，一般只是一个小立柱的活跳，船到则立，船行则去。乘客行走其间心惊胆战。

　　由于渡口设备简陋，船只破旧，事故时有发生。1938年杨庄子渡口，夜间渡船，河中风浪较大，载客超员。船上只有一人撑船，行至河心，船翻人覆，河上一片混乱，恰两条过路船抢救，但夜深风大，船上又无救生设备，结果，幸存者不多，死亡30多人。1945年6月，大同道渡口，渡船已开出1米多，船上乘客本已超额，船身有些打晃，恰在此时，颐中烟草公司(现在的天津卷烟厂)一个外国职员跑来要上船，群众阻拦不住，他猛往船上一跳，将船登翻，乘客全部落水，死亡7人。虽然事故频繁发生，但控制码头的人对人民的死活、渡口的改善毫不关心。

　　1949年1月天津解放，人民政府宣布沿河码头土地为国有，驱逐了封建把头，解散了“船主联合会”。在政府领导下，检修木船，船上设安全栏和凉棚，提高服务质量，统一渡资，一切向着船只机动化、码头公园化、坡道畅通化前进。

　　而今，市区河流上架起宽阔的现代化桥梁，四新桥、赤峰桥、北安桥、狮子林桥等，往来行人及车辆，甚为方便，海河上新桥不断出现，渡口也就随着不断减少。随着天津不断的迅猛发展，渡口也将逐渐封存在天津的历史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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