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珍，一位普通的农民，10年前从河南老家来到黑龙江齐齐哈尔以收废品为生，8月4日，因不慎接触到侵华日军遗弃的毒剂而伤重入院，当时珍全身95%的皮肤深2度烧伤。四天前，与死神抗争了18天的李贵珍因多处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年仅33岁。生活贫困的他生前留下了唯一的一张彩色照片，这张已经斑驳的照片上依稀留下他生前健康、鲜活的影子。而如今，这一切都成了他家人永远的记忆……

　　作为“8•4”毒气伤人事件中第一位死亡的受害者，李贵珍的家庭目前是怎样一个状况？他们能否能得到日本政府的赔偿呢？记者在齐齐哈尔找到了他的住处。在齐齐哈尔一处叫新跃胡同的地方，有两间低矮的房就是李贵珍生前在齐齐哈尔暂时居住的地方，李贵珍去世后，他的家人就住在这里，一直没有离开。

　　李贵珍生前租住的房子阴暗窄小，屋子里有几个李贵珍从河南赶来的的亲戚，李贵珍的爱人则在这卧床不起，旁边的人告诉我们，她几乎三天没有清醒过来，李贵珍父亲的眼睛已经几乎看不清楚东西了。

　　李贵珍舅舅杨志松：“从李贵珍出了事，二十天来他爱人吃了4碗面条，你说这4碗面条顶啥用？一直她都不吃饭。”

　　李贵珍舅舅李长健：“现在生活都不能保证了，我们现在困在这里，也没有钱了。钱天天来回坐车来回弄都没有，没有吃饭钱了。我们几个人昨天花掉了30多块。”

　　拍摄时候，李长健拿出了李贵珍的身份证，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李贵珍正常生活中的模样。

　　看见照片，李贵珍的父亲忍不住哭了起来，记者实在不忍心采访老人。我们注意到，除了李贵珍的妻子和父亲，还有两个孩子也在这里，一个六岁多，一个2岁半。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她们全无所知。我们甚至不敢问一句：你知道爸爸去哪里了吗？

　　齐齐哈尔203医院烧伤科主任黄毅：“在他开始病情不是特别重的时候，他关心最多的是他的两个孩子。那时候他还能说话，我们堵住气管。他还能短暂说几句话，最关心的是他的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最想表达就是对生的渴望，他对子女家属的眷恋。”

　　李贵珍不仅仅是个好父亲，还是个好儿子和好哥哥。作为家里孩子的老大，他为了维持家里的生活，至今还欠着两万多元的巨款。李贵珍在中毒之前还和弟弟商量攒一些钱还一些家庭欠帐。

　　记者：“欠别人的一共欠多少，知道吗？”

　　李贵珍舅舅：“两万六七千元钱吧。”

　　李贵珍弟弟：“现在肯定结婚没钱，家里借了一万多块，都是哥哥和父母帮我借的。”

　　就是这样一个欠着巨款的家庭，就是这样刚刚丧失顶梁柱的家庭，在李贵珍死亡之后，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决定。捐献遗体做医学研究。

　　记者：“当时怎么商量的要把这个遗体捐献给医院？”

　　李贵珍父亲李国雄：“捐献给医院，省得咱们中国人再受害。”

　　杨志松：“中国人的公民还是一直为中国人服务，捐献遗体为啥？为国家以后有好处。”

　　一直到记者今天上午离开齐齐哈尔的时候，李贵珍的妻子依然还在虚脱状态。与此同时，李贵珍留在河南老家的老母亲至今还不知道他儿子已经死亡的消息。我们的另一路记者也赶到了李贵珍的老家——河南省上蔡县进行了采访。

　　徒步走过3公里长的泥巴路，记者来到了李贵珍的老家：河南省上蔡县和店乡李集村，还没有走进他家的大门，一阵阵老人的哭声就传进了记者的耳朵。这位悲痛的老人就是李贵珍现年57岁的老母亲杨翠。“我那可怜的孩子，苦命的孩子……”

　　采访中，这里的乡亲告诉记者，自从知道儿子被毒气毒伤的事情之后，杨大娘就整天这样哭着念叨儿子的好处，谁也劝不开。

　　乡亲：“她天天哭，不吃饭。俺没办法照顾她，就给她挂针(输液)。”

　　在现场，记者看到：李贵珍家没有围墙，只有3间破旧的瓦房，象样的摆设也只有这个破沙发和这台只能收一个台的12寸黑白电视机。其余的除了这几袋粮食、这台已经锈蚀的破电扇和这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摆的老挂钟外，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村文书告诉记者，象他家这个条件，在他们村可以算得上是最穷的人家之一。“没想到日本鬼子50多年前留下的毒品，要毒死俺的小孩。”

　　在现场，记者看到，连日的悲伤已使腿有残疾的杨大娘身体极度虚弱，稍微坐一会儿，她就不得不再躺在床上。采访中，好心的乡亲告诉记者，因害怕杨大娘有个三长两短，直到现在大家都还没有把李贵珍死亡的消息告诉给她老人家。“告诉她，他母亲会死去的，很痛苦啊。”

　　在现场，记者看到，为防备杨大娘从电视上听到李贵珍死亡的消息，村里还特地派人把她家的电视天线给掐掉了。为了安慰她，现在大家都骗她说，李贵珍的伤情正在日见好转。

　　“别哭了，嫂子。小孩这就看好了，皮肤基本上长平了，再好了他就回来了。”

　　这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也是一个残酷的谎言，也就是说：除了杨大娘自己以外，目前全村人都知道李贵珍死亡的消息。在现场，记者看到：在乡亲们的劝慰下，杨大娘的心情已经开始渐趋平静，躺在床上，她告诉记者，她现在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能好好地回家，她说哪怕孩子落个残废，但只要活着，就比什么都好。“谁知道现在治成啥样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李贵珍所在的上蔡县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他所在的李集村又是他们这个县最穷的行政村之一，人均只有1亩2分地，年收入不足600元钱，完全靠天吃饭，交通也不好，都是泥巴路，只能靠步行。在全村近800名青壮年中，据统计有500多人在外地务工，其中近80人在齐齐哈尔靠捡破烂为生，李贵珍就是其中的一员。为了照顾这个家，早在10年前，他就到齐齐哈尔收起了破烂。今年身体不好的杨大娘又得了一场大病，为治病，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又欠下了2万多元的外债。

　　乡亲：“他娘得病了嘛，花了2万多元。他跟说他父亲母亲说，你不要愁，俺弟兄俩好好地给你看病。”

　　为了早日还清这笔债务，今年一开春，李贵珍便又和妻子、弟弟来到了齐齐哈尔，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却遭此厄运。面对家中李贵珍这张唯一的彩色照片，杨大娘整天以泪洗面。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李贵珍今年33岁，共有姐弟三人，7年前，姐姐不幸病死，现在他又留下这一对儿女弃爹妈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采访中，乡亲们都说杨大娘的命可真苦。

　　“太可怜了，出去打工没想到会出这种事。你想想要不是日本放这样的毒气，咋会有伤亡呢？”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由于信息闭塞，李贵珍的父母是13日才从一位从齐齐哈尔打工回来的邻居那里听说了这件事，而这距离事情的发生已经整整过去了9天。当时，杨大娘马上就昏了过去，面对这一噩耗，李贵珍的父亲李国松心急如焚，可是此时他连去看望儿子的路费都拿不起，直到18日他才在别人的帮助下踏上了北去齐齐哈尔的火车，而这距离事情的发生已经过了整整14天。现在他家里只剩下了杨大娘和她的二儿媳两个人。看着极度悲伤的婆婆，二儿媳的压力也很大。“家里就我自己，她身体又不好。要知道了李贵珍死了，我自己没法弄。”

　　目前，上蔡县委、县政府已多次派人到李贵珍家慰问，并送去了2000元的慰问金，和店乡的干部们也自发为其捐款1312元，采访中，和店乡乡长雷鸣表示一定会尽全力照顾好他的家庭，一定会尽全力解决好他家的生活困难，坚决支持李贵珍的家人依法向日本方面讨回公道。

　　记者：“你现在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李贵珍母亲：“我最大的希望就是看着国家咋处理这个事儿。”

　　像李贵珍的母亲一样，这次齐齐哈尔毒气事件的受害者大多数来自贫困农村，由于文化条件、信息渠道等方面的限制，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该向谁索赔？该如何索赔？他们这个时候更多的是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今年5月16日是李贵珍的33岁生日，而导致他死亡的毒气弹正是当年侵华日军516部队遗留下来的。这个数字上的巧合，更增加了齐齐哈尔毒气事件的悲剧色彩。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和日本就事件赔偿问题进行磋商。而李贵珍的家人现在所能做的只能是等待。但即使是等待，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困难的。

　　我们前后两次来到李贵珍的小屋，每次看到他们吃的都是方便面，立柜真的舅舅告诉记者，捐献遗体后，他们在等着最后的手续然后回家，但是，已经没有回家的路费了。

　　杨志松：“现在生活都困难，没吃的。我们一帮人借了几百元钱，现在就剩下二三十元钱。下点方便面，买两个馒头啃啃，生活都要维持不住，现在困在这了。”

　　李贵珍的爱人已经4天没吃什么东西了，记者在第一次采访后留下了500元钱，他们才背着她去小医院挂了吊瓶。但是当我们第二次来到小屋的时候，她仍然不能说话。

　　记者：“日本医生来了，你们见过吗？”

　　李国雄：“没有。”

　　记者：“他们提出来要见你们吗？”

　　“没有。”

　　据了解，由于目前所有芥子气中毒者的索赔事项由政府出面协调，但是，这显然在很短时期内难以解决。李贵珍的家人在齐齐哈尔只能是勉强的在维持生活。我们注意到，李贵珍的家属对索赔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的概念，他们在捐献了李贵珍的遗体后甚至没有索取遗体捐献协议和死亡通知书。

　　在李贵珍家，记者遇到两个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律师告诉记者，虽然国家正在协调索赔，但是中毒者和他们的家属仍然缺乏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

　　北京盛系律师集团律师张博：“注意收集和保存相关证据，证据这方面，应该说医疗费这块因为有203医院来做工作，问题不是很大。”

　　记者：“那么下一步就是什么问题？”

　　“比如说，有些人回到原籍了发生一些交通费用，有的可能说身体没有完全康复，需要一个继续治疗的费用。那么这些票据的保存，对于目前已经出院的情况来说，非常重要。如果说缺失这方面的证据，很可能将来在事件的解决过程当中是不利的。”

　　记者在齐齐哈尔203医院对病情最重的五个人进行了采访，这位名叫王成的中毒者只有21岁，是病情仅次于李贵珍的患者，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中毒者对于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没有什么概念。

　　中毒者王成：“应该给一个满意的答复。”

　　记者：“满意的答复指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

　　记者：“如果要求索赔的话，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那我也不知道。”

　　“你自己索赔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

　　究竟整个事件的协调进程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们电话采访了齐齐哈尔市政府顾问郭海洲。

　　记者：“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出院了，出院以后，将来整个政府索赔的进程怎么通知他们？”

　　郭海洲：“都联系了。我们正常地交涉有结果，我们就告诉他们，该补偿的就补偿。”

　　“现在你估计，这个进程到了什么阶段，主要在做什么工作？”

　　郭海洲：“现在根据外交部的指示，还是通过国家协调外交方式来进行。”

　　记者：“这种情况下，齐齐哈尔市政府能做的工作可能就是借点钱或者等待上面的消息？”

　　“对。现在咱们这边没什么办法，责任不在咱们这。咱们医疗费都是给垫了，然后他自己有一些费用，也都给他们支付一点，剩下的就没办法了。”

　　记者：“现在像李贵珍这样的情况，可能齐齐哈尔市政府最终还是会先拿出一笔钱来来让他们解决？”

　　“这点钱他们自己有亲戚朋友，他们自己先想办法吧。”

　　连线：中央台驻日本记者孙宝印

　　导致李贵珍死亡的芥子气属于糜烂性致死性毒剂，被称为毒气之王。一旦中毒，即使经过治疗，也会给皮肤、眼睛、呼吸道以及人体免疫系统留下很多后遗症。目前，这次毒气事件的受害者已经增加到43人，除了李贵珍死亡外，其他5位重伤员都已脱离生命危险。不过专家估计，他们终生都将难以摆脱病痛的折磨。那么，日本方面对此事件有什么最新反映呢？记者联系了我台驻日本记者孙宝印。“在李贵珍死后，日本政府最新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孙宝印：“21日李贵珍去世后，22日日本政府官方长官以及外务省发言人就做出了比较快的反应。他们表示，对李贵珍的去世表示诚挚的哀悼，并且说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他们将加快处理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

　　记者：“我记得在8。4事件发生之后，当时日本媒体的反应是非常冷淡的。现在针对李贵珍的死，日本媒体有什么反应呢？”

　　孙宝印：“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媒体各有各的情况。有的媒体做了比较充分的报道，还发表了社论。有的媒体几乎是无视这样一个重大的新闻。比如说《朝日新闻》它报道的比较多，并且在24日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的题目是《诚恳的对待化学武器的伤害事件》，里面提到日方估计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是70万枚，而中方经过检查是200万枚，而目前为止经过日方回收处理的仅仅只是3万5千枚，那么今后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他们认为这样一个处理化学武器的速度，应该是更加加快，否则这类伤害事件是无法避免的。”

　　连线：新华社东京分社记者乐绍延

　　看来，日本媒体与前几天我们所看到的冷漠态度已经有所改变，那么，日本政府在赔偿方面有没有采取最新的行动？新华社东京分社记者乐绍延告诉记者：“现在中日政府之间正在就毒气事件进行谈判，结果如何还很难说。但是日本媒体认为，由于这些事件的特殊性，日本政府可能会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予以慰问费的名义进行实质性的赔偿。而且日本媒体还猜测，赔偿可能会分两步走，首先支付受害人的医疗费、住院费等实际医疗支出的费用，估计这部分赔偿会较快的实施，但是对受害者的损失以及精神赔偿，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能要花较长的时间。”

　　在齐齐哈尔日军遗留毒气伤人事件中受害的大多数是工地的民工，他们的经济条件都与李贵珍家的状况相似。面对很多现实问题，他们多数表示愿意依靠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尽快解决，而不希望走上漫漫无期的跨国诉讼之路。病患的折磨让他们更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日方赔付的医疗费。

　　就在李贵珍因芥子气中毒死亡后12个小时，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日本政府向在齐齐哈尔市发生的日军遗弃毒剂中毒事件中身亡的死者家属表示慰问。日本政府认为，为了防止今后再次发生此类事件，应当尽快处理处于危险状态的遗弃化学武器，按照《禁止化学武器条约》规定的销毁义务妥当处理这个问题，并将诚实地继续同中国方面密切合作。同一天，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也紧急约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再次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王毅表示，日本政府对李贵珍身亡一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人民感情和生命的尊严应该而且必须得到维护。中方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切实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和双方达成的协议，以负责任的态度，早日铲除这一毒瘤。针对受害者以及当地所受的损失，中方强烈要求日方尽快以实际行动切实承担应负的责任，向受害者及中国人民作出必要的交待。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高虹

　　那么，李贵珍的死亡是否会加快对日索赔的进度？记者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高虹。

　　记者：“李贵珍是因为8月4日日本毒气事件死亡的第一位中国老百姓，人命关天。你觉得这个对索赔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高虹：“人的生命的丧失是无法挽回的，所以这个事情由于李贵珍去世问题而严重性大大增加了。这次因为这个事件性质非常恶劣，双方媒体和公众了解程度也比较高，所以舆论压力也比较大。日本政府会比其它事件更为积极的来认真对待。”

　　“之前你说过，这个索赔的路可能会很漫长。那么这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以后，这个索赔的路会不会缩短？”

　　高虹：“也很难这样讲，赔偿问题它可能有两种渠道；一个是不经过法律的裁决，双方政府和受害者之间经过协商做一种赔偿；还有一个就是司法，在前一种方式里也有一个援引，前面的处理方式的问题如果今后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也要也要援引这个处理方式，以仍然是一个很艰苦的交涉谈判过程。”

　　记者：“那会不会有这种担心，如果这次索赔失败了的话，日本可能在今后处理这一类的索赔事件的时候，会参照这次的做法，从而使我们今后的索赔的路更艰难呢？

　　“如果日本政府明智的话，它无法也毫无道理断然否决它的责任。因为事实非常清楚，完全是日军遗留的化学毒气造成的。那么今天的日本政府从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想赖过去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猜测，它更多的可能性会做一些实质性的赔偿，但是它使用补偿补助这样的说法。”

　　记者：“我们在齐齐哈尔也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这些受伤害的人已经陆续出院了。但是他们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除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这种伤害，他们的经济上也存在非常大的困难，李贵珍的家属现在在齐齐哈尔连返程的路费都没有。那么在他们得到最后的赔偿之前，谁来帮助这些人呢？”

　　高虹：“比方说你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治疗要三个月。三个月以后结帐，但是你肇事方必须先垫付入院费、押金呀。是不是应该由肇事方先来垫付，日方如果不能尽快的谈下一个赔偿的数额或者一个协议，那么至少是应该马上拨款救急的。责任还是在他们那里。”《经济半小时》记者：王朝阳 张志禹 卢小波 熊曼琳 王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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