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脚夫扛起水旱码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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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8月26日01:01 天津青年报 | ||||
河两岸的码头边,一群赤裸着上身的精壮汉子,肩抗麻包,穿梭于货船之间,堆积如山的货物就在跳板的嘎吱嘎吱声中越来越少……天津脚夫扛起水旱码头 初升旭日的光辉洒落在静悄悄的海河两岸,一艘艘从南方顺流而上的航船,满载着粮食、货物停靠在岸边。 “来船喽———”霎时间,装船的、卸货的、叫卖的……鸡鸣狗跳、人声鼎沸,河岸像突然被调皮的孩子拧开了电匣子,喧腾起来。一群五大三粗的汉子们齐刷刷地立在岸边,拿起垫肩,开工喽———他们是这个时候不可或缺的角色,南来北往的货物都要压上他们的肩膀,扛上岸或是搬上船。他们就是出苦力的脚夫,脚行的一分子。 天津卫,九河下梢,京畿重地,重要的北方水旱码头,河运、海运、漕运、盐运都以天津为转输点和口岸。船只一靠岸,便有人在船与河坝之间搭上大跳板,随后蹦上船,把签子筒撂好。签子筒是干什么用的?扛包自然要记数,脚夫们上了船,每扛一包就拿一根竹签子,脚行里会有专人在岸上收签、记数,然后按劳计酬。 脚夫们每人扛上250公斤重的一袋粮包,有的壮汉身子板硬,两袋子粮包500公斤都不在话下,扛起来就走。踩上跳板,被重量和走动搞得颤颤巍巍的跳板好像随时有把人“扔”下来的可能,据说,被跳板甩下来的脚夫可不在少数。岸上早已准备好了“地排子车”(人力长辕大车),把粮包码好,主家想拉到哪,就直奔目的地。 海河两岸,常年上演着搭跳板、放签子筒、搭肩儿、扛包、过斗、圈囤、封席……的剧目,脚夫们从来都是手脚不拾闲。迎官接差脚行兴起脚夫分类遍及各行 天津什么时候有的脚行?据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海岩介绍,是在清朝康熙年间。官方设立了一个“四口脚行”,从此迎官接差,为朝廷办事。这“四口脚行”是天津县知县按照四个城门划定地区,东门一带为东口,西门一带为西口,南门一带为南口,北门一带为北口,由官府指派专人“应差”。官员的迎来送往毕竟还在少数,平日里脚行没有事情做,便渐渐被允许为商民搬运货物,这就是所谓的“官脚行”。 而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才出现了私人把持的脚行,第一家便是“同善首局”脚行。早期的脚行主要集中在旧“三岔口”、针市街及海河两岸盐坨地区等民船码头及繁华地带。随着天津修建铁路,开办工厂,于是除了“往来运输脚行”之外,又出现了“码头装卸脚行”、“铁路装卸脚行”和“驻厂脚行”等等。脚行头子实行世袭只传子孙不传外姓 脚行头子们自称是“在签的”。脚行的首领叫“把头”,地位世袭。因为不少脚行把头都有县衙门颁发的“龙票”凭证,而且还掌握着大部分脚行的股份。这种股份是以一种特制的细长竹牌子来代替,俗称“签”。每天,脚行都要将收入中的大部分分给这些所谓“在签的”。签可以转让,也可以出卖,但只能押卖给“在签的”,这代表着这钱和权的签,永远不可能传到脚夫们手中。 签分两种:一种是“绝户签”,只准本人享受,本人死去,即行终止。更多的则是“子孙签”,代代世袭,永远把持,但只能传子孙,不能传女婿、外甥。许多脚行都世袭了几百年,比如说,河北大街脚行和果子店脚行,从康熙年间一直世袭到解放前。等活听喝抽签轮牌手握大权把头分活 脚行头子分派劳动的方式极其原始。早期的办法是“喝个”,喊到谁的名字,谁就干活。在这种情况下,脚夫们每天能否干上活,根本就不能预知,完全掌握在脚行头子手中。脚夫们等候工作,基本上都是“听喝”。没“喝”到的,便悻悻地离去,琢磨着今天拿什么去填饱老婆孩子的肚皮。 《天津历史资料》记载,后来脚行里就改用“抽签”,每人一签,写好名字放在签筒里,中签者就有活干,签即抽出;再有活,便在其余未中的签中抽,全部抽完后,全体投签重抽;或者“轮牌子”,每人一牌,固定次序,按顺序干活,比“喝个”稍许固定些,不至于像“喝个”时没有心理准备的空等。但脚行头子是老大,看哪个脚夫不顺眼,依然可以随意撤掉脚夫的签和牌子。脚夫们工作的权利,始终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甚至不能私自搬运货物,否则就被活活打死。如果脚夫被某个脚行“辞掉”,别的脚行也概不收容,于是“路有冻死骨”的场景已不鲜见。互分地界各霸一方争夺地盘流血械斗 天津卫的脚行,向来各霸一方。各分各的地界,各有各的把头。季家楼、饭市,有盐坨坨子地脚行;对河马家口有梨栈脚行;西头针市街、肉市口闽帮广客多,有东、西大把脚行;御河来小粮船,北大关有口袋班,西大湾子有斗店脚行;“生货”(由船上搬到货栈的货)有上四钩脚行,“熟货”(由货栈搬运到别处的货)有下四钩脚行;瓜菜类,金汤河沿是春和脚行;五金杂货,金汤河沿的同立、劲立和公议,大沽路就是小把脚行。脚行头子手里,有的拿着天津县“谕帖”,有的手执皇上的“龙票”。 清王朝从康熙到咸丰,曾不断地发给脚行“龙票”“谕帖”或为脚行地界建立“碑碣”。天津县历任知县都有明文告示,保护脚行头子的割据特权,“如有滋扰,即扭送来县依法惩处”。或称“凡是搬运货物、挑抬行李者,当按地段招雇。”这种告示,在光绪年间,天津四任知县就先后发布了11次。 各自有了地盘,难免便会想扩张地盘,要争夺地盘,流血械斗成了最平常的解决方式,当械斗来临,脚夫们自然而然地又成为了脚行的牺牲品。刘海岩说,为了胁迫脚夫械斗,许多脚行都专门设有“红签”、“黑签”、遇有抢夺地盘或者脚行头内部发生冲突,双方就强迫工人全体出动械斗。械斗以前逼令脚夫抽签,抽中“红签”者充当打手,抽中“黑签”者就必须杀死对方,或者被本集团杀死,“作伤”诬陷对方,总之,“黑签”就是“死签”。“黑签”实际上成为脚行头子威慑、残杀脚夫的封建私刑。 残酷的流血械斗,不断地出现。据说,咸丰末年,恶棍张四为了争夺“四口脚行”,曾经烧了一大锅滚油,声称:“敢跳油锅的,才能占有四口脚行。”众皆裹足,无人敢应,张四让他的族人跳入油锅,顿时炸焦,从此独霸了四口脚行。 光绪末年,季家楼与火神庙两地脚行争夺东车站地界,双方胁迫参加械斗的脚夫达500余人,当场死亡200多人。-本报记者沈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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