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落马高官的“东山再起”

　　一个“顶风违纪”的典型，三年后重新复出。原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现省外经贸厅厅长孙小虹再度引起外界诸多猜测。

　　组织部门的人士说，我们党的政策是，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

　　本刊记者/唐建光

　　一直到1999年年中之前，孙小虹的仕途一帆风顺。

　　孙小虹出身于干部家庭。其父孙雨亭为正省级离休干部，离休前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1年故去。

　　“明星院长”

　　1979年从部队转业之后，孙小虹的仕途起点并不高。他进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从书记员开始做起。由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院长到院长，孙一步步走了上来。

　　但是，从“默默无闻”的一般干部到领导岗位，孙小虹“用的时间特别短”，云南的一位法官说。1991年3月，孙出任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41岁就官居副厅级。

　　虽然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不过，在云南法院系统，很少有人对孙的神速提拔提出异议。事实上，他在昆明中院口碑相当不错。

　　他留给人的印象是敢想、敢做、敢当，被描绘为一个“锐意进取的学者型法官”。

　　在他的任内，原本寂寂无声的昆明中院以多项突破性改革在司法界内外声名鹊起。

　　1997年，该院在中国第一个试点注射死刑；同年将测谎仪引入实践；这里还创设了中国法院中第一个执行工作局，破解执行难之弊；此外，昆明中院还在全国第一个开办“法庭直播”节目，每周直播一场庭审。

　　当然，任何改革都会带来争论甚至非议。例如，轰动一时的昆明警察杜培武被控杀人一案，杜被昆明中院的测谎仪测定为杀人凶手并被判处死刑。但后来证明，杜是无辜的。而注射死刑，在中国掀起的波澜更大。

　　一位法院人士说，注射死刑实际也未必为昆明中院首创，它是从北方某法院借鉴而来，此后还闹出了一场“首创权”之争。但后来昆明中院将注射配方无偿提供给最高人民法院并向全国推广，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

　　很容易看出，孙小虹是这一系列改革的主刀者。1997年3月28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首次采用注射死刑。但此后的6年中，该院只执行了112例注射死刑，为数不多。当地法院人士承认，自孙小虹离开后，注射死刑的推广受到各方的阻碍。直到今年2月，全国许多地方已推开后，云南省高院才决定在全省全面推广注射死刑。

　　被形容为“很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的孙小虹，在这些革新和创举中很快赢得了眼球。云南省的一位法官对孙小虹的评价是“思想非常超前”、“敢为天下先”。

　　孙小虹创造了中国法院系统的多个第一。在他的仕途生涯中，最重要的突破发生在1998年。是年2月，孙小虹由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升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副厅级直升副省级，属于典型的“破格提拔”。

　　此时，47岁的孙小虹走到了仕途的最高点，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高级法院院长，二级大法官。

　　是非孙小虹

　　“他在这个位子上只坐了一年零四个月。”云南省高院一位法官说，孙给他印象很深。但在孙就任之前，给他的印象只是“昆明中院发钱比我们多得多。”

　　据他回忆，“比较突出是1995年，我们的季奖是80元，昆明中院就达到500元，到1998年初差距更大。”而且昆明中院的大楼也比高院气派得多，这座名为审判庭的大楼投资逾亿，号称“20年在东南亚不落伍”。时至今日仍为昆明人所津津乐道：它还是电视连续剧《大法官》的外景地。

　　但1998年下半年，省高院的季奖就达到900至1000元。此时，孙小虹已经来了。

　　高院的人们很快就感到了孙小虹和前任从思维方式到行事风格的迥异。

　　在孙小虹就任之初的一次全院大会上，一位副院长讲到廉政时特意强调——我们法院的车子都不超标，我们公费配备的手机只有5部——轮到孙小虹讲话了，他接过话头说：政法部门需要而且必须配备车辆，其他单位没车时我们应该有车，其他单位有车时，我们就应该有好车。

　　这位法官注意到，同事们一片掌声，而那位副院长却坐立不安。他随后还注意到新院长更多的与众不同——别的领导干部到国外考察很多是观光，孙小虹到欧洲考察，回来就在内参上撰文讨论毒品和死刑问题。

　　“他相当不错，大家也认为可以接受，有开拓性和创造性。”这位法官很快修正了对孙小虹的初步印象。这位法官形容此前的云南省高院是“一潭死水，没有生气”。此人90年代中期进入高院，法律科班出身，但他表示一度在这里看不到前途。所有的中高层位置都被上了年纪的人占据了，很多事情很难推进。

　　孙小虹显然对此不能容忍，开始大刀阔斧搞改革。“他非常着急，有些事情他怎么想就怎么干，不是考虑得很周到。”一位改革的亲历者说，“他希望用一种摧枯拉朽的方式(把障碍)清理掉”。

　　孙把所有中层干部叫到昆明海埂的度假村“封闭洗脑”，达成了“十点共识”，当时对全院震动很大。

　　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做法是设立院长助理。据这位人士说，法院老的干部比较多，能力不强却占着位置。孙不好动他们，就设置了两个院长助理和若干庭长助理。当时的副院长都是五十四五岁左右，而孙提拔的院长助理不仅比较年轻，“权力比三个副院长还大”——一般的案子先报院长助理处理。

　　这位法院人士说，这实际上把副院长的一些权力架空了，但这种设置却在《法院组织法》中找不到根据。孙还推行民主测评，给中层干部打分，下掉一批人。然后通过民主推荐，将一批年轻有为者推上前台。

　　但是，推荐的票数最后没有公布，当时法院就有议论，怀疑孙借此把自己看好的人提了上来。此外，孙还特地从昆明中院调来五六名干部委以重任。“这些都是做事不成熟的表现”，该院一位法官评价说。

　　这位改革者很快受到了少壮派的普遍欢迎，迅速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一位法官回忆说，“他有一种魅力。我见过的所有领导中，他的讲话最有煽动力。”

　　不过，这位法官也对一些情形担忧，“他用的人都是与自己接近的人。他喜欢穿蓝色衬衣，后来院里穿蓝衬衣就比较多。他喜欢‘锄大地’(一种扑克游戏)，一些人也学学。”

　　而且，孙的做法不免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得罪了不少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了给后来发生的事埋下了伏笔。”

　　而在孙小虹的任上，云南省高级法院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判处了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无期徒刑而不是死刑。

　　黯然去职

　　孙小虹是爱车之人，他从汽车入题开始了在云南省高院的改革，也在汽车问题上翻船。这应该不是巧合。

　　云南高院的一位法官回忆说，孙前任的座驾是一辆奥迪100，常务副院长是旧蓝鸟，其他两位副院长共用一辆普通型桑塔纳，院里还有一辆北京2020，法官们坐着它到全省各地去核准死刑，路上经常抛锚，不得不半路上打水帮忙修车。

　　仅仅一年后，孙一次就买了16辆车，其中14辆桑塔纳，还不包括后来将孙拉下马的那几辆好车。据中纪委资料显示，1997年初，孙小虹还在昆明中院院长任上时，乘坐的是1.8的奥迪100，孙小虹嫌其不够派，将这辆车改为刑场指挥车，然后用账外诉讼费购回一辆2.6排量的六缸奥迪。

　　1998年2月孙升任高院院长之后，昆明中院又购回一国产2.6的奥迪落户到省高院，作为孙的专车。当时，中央规定这个级别的官员座车排量不能超过2.5。

　　孙更大的问题也是因车而起。1998年3月，新上任的孙小虹来到中缅边境的德宏州瑞丽市考察工作。他在德宏州的领导陪同下进入缅甸境内的木姐观光，在一家汽车市场，孙小虹一眼就看上了一辆新款墨绿色丰田3400越野吉普，亲自试开之后当即决定买下来。当天一绿一白两辆丰田吉普车就开回了中国境内。

　　孙小虹离开瑞丽的第二天，昆明中院即派人赶到德宏，支付了总车款84.5万元，并由德宏州领导出面协调，从州交警队车管所借出两副当地牌照，由德宏中院开出证明，称两车属德宏中院，供省高院办案借用，让沿途放行。次日车到昆明，墨绿色车归中院，白色车归高院。

　　同年6月，在打击走私行动中，这两辆车被查获。省高院和昆明中院在分别支付了4.68万元罚款后，办理了正式落户手续，那辆白色丰田吉普还申请到省级领导专用车牌。

　　事后，经海关核算，这两辆车共偷逃税款63.7万元。而它们本属外籍车辆，严禁转让、倒卖，违者以走私论处。显然，这已属于违法行为，事后中纪委、监察部的一位官员在其文章中也确认了这一点。

　　1999年初，在“省高级法院正直的干部群众”的举报下，中纪委的调查组来到了云南。1999年12月7日，中纪委发布通报说，报经党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孙小虹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处分。不久后，云南省九届人大常委会作出撤销孙小虹职务的决定，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报全国人大批准。

　　在通报中，中纪委列举了孙小虹“走私汽车，购买、乘坐超标准小汽车，隐瞒巨额收入，用诉讼费乱发奖金和福利”四项违纪违法行为，由此揭出了昆明中院职工的“高收入之谜”——昆明中院共有干部、职工260余人，却配备机动车100多辆；1996年用诉讼费发奖金和福利人均10048元，1997年人均21134元。

　　这笔钱来自于该院巨大的小金库：孙小虹自担任昆明中院院长以后，置最高人民法院和财政部关于诉讼费的有关规定于不顾，指令院财务部门按30～40%报财政，60～70%不报的原则，1992年至1997年设账外账隐瞒诉讼费等收入7743万元。

　　中纪委称此案为“领导干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的典型”，并指出孙小虹“个人主义膨胀，贪图享受，狂妄自大”。

　　次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人大做工作报告时，特别提到孙小虹，并将其与“三盲院长”——山西省绛县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姚晓红并列。媒体报道说，“在场近3000名人大代表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他们对最高人民法院不徇私、不护短的肯定。”

　　复出

　　被列为违法乱纪典型的孙小虹，即使在一度对他看好的一些云南省委官员看来，仕途也似乎走到了尽头。此后至少半年时间内，孙小虹远离了公众视线。但据一位云南记者观察，孙只是暂时脱离了权力中心。

　　据云南省委组织部官员称，孙小虹随后去中央党校学习了几个月，到2000年中出任中国贸促会云南分会会长。从级别来看，这个职务可以“上配”，也可以“下配”。但他没有说明此时的孙小虹是什么级别。

　　半官方机构贸促会的会长虽然是个“闲职”，但从孙小虹此后的走向来看，这项安排似另有远虑。一年半后的2002年初，孙小虹出任云南省外经贸厅副厅长，分管贸促会。这项安排较为低调，孙仍然甚少露面。

　　孙小虹重新站在前台，应该始于2002年5月，他出任2002年昆明交易会组委会委员，此时他的正式头衔仍是云南省外经贸厅副厅长，但后面的括号中为“主持工作”。当年10月，孙被任命为外经贸厅党组书记。

　　2003年1月22日，云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一份厅局级官员的任免名单，孙小虹被任命为外经贸厅厅长。此时，距该省人大常委会免去孙小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职务三年多一点。孙小虹的前任彭木裕，这时正因收受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情人邹某的礼品和挪用公款面临起诉。

　　争议

　　云南地处边陲，与东南亚多国接壤，有地利之便。在烟草业相对一时势弱之际，外经贸在云南未来的经济版图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孙小虹显然是被委以重任。

　　记者来到云南省外经贸厅，一位办公室主任告知“孙厅长最近不在家”。而多位与孙小虹接近的云南法院系统和外经贸系统的官员也拒绝被采访，“这事特别敏感”。

　　一位与孙熟悉的官员告诉记者，孙现在很低调。不过，这位“明星官员”仍然没有避过外界的关注。舆论对他大起大落又东山再起的背景进行了探究，质疑了这种“咸鱼翻身”现象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但是，在云南官场，人们并不对孙的起落有太多的惊讶。事实上，不少人对当年孙的落马表示了惋惜甚至不平。至少有两位昆明市中院的干部在拒绝记者采访时说，他们不希望媒体的报道影响到孙的前途。

　　在他们看来，即以孙的“四宗罪”来看，“作为副省级干部又算个啥”，只不过撞上了那两年打击走私的潮头。何况，孙所做的一切主要是为单位和职工谋福利，“自己没贪一分钱。”云南省检察院一位官员也向记者证实，他们当时曾配合中纪委进行调查，但孙没有因贪污受贿之类的行为被起诉。

　　法院系统的人还辩解说，孙截留诉讼费发放福利，也是为了弥补法院经费的匮乏，以及“高薪养廉”。这正是体现了孙的改革思路，“受处分有点冤”。

　　而现在，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云南省外经贸厅一位官员评价孙小虹是“特别想干事，也能干事”。“他周末很少休息，经常把我们叫起来开会商量工作的事”。而且工作上比较民主，既能集思广益，很有开拓精神，又敢于承担责任。

　　这位官员还列举数字指出，孙小虹实际接掌外经贸厅之后，很快使云南外经贸走出了“9·11”事件的阴影，“结束了云南外经贸5年来徘徊的局面”。

　　从谨慎的描述中，似仍能看出当年“敢做敢为”的孙小虹的影子。

　　这位官员还透露，在2002年推举厅长继任者的民主推荐中，孙小虹遥居首位。

　　云南省委组织部经济干部处长符亚杰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此事。他说，孙小虹的任命适逢云南干部换届，是完全按照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并由省委讨论后，经法律程序任用的。

　　他还说，按照党的纪律处分条例，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党员，在受处分后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原任的职务。而孙的任职没有违反这一规定。

　　他说，我们党的政策是，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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