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惊雷

　　我认为，中国保留死刑是必要的，我们更应考虑的是如何确保其判决的准确性和如何缩小其应用范围。以下是我看了南方周末《死刑：保留？废除？》后的一些具体意见。

　　有时看到一战二战的纪录片，我也有和邱兴隆教授一样的感触，“我们为什么要残杀自己的同类？”要是所有人都善待彼此，这个世界该多美好！但还有林春生、张子强们和特大毒枭们——只要在世一天，对一方人造成的威胁和恐慌就延续一天；还有制造俄克拉荷马爆炸的人和巴厘岛惨剧的人，他们的敌人就是整个社会。保护他们生存的权利就是对受害人及受害人亲属权利的藐视，就是让恐怖延续下去，就是为其他的潜在的罪大恶极的人保留榜样。

　　如果越人道的社会越不能容忍死刑是成立的，那么越人道的社会越不能容忍罪大恶极同样也是成立的。宽恕并非人道的全部，宽恕加上公义才是完整的人道。死刑，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人道这种理想观念在不完美现实中的捍卫者和公义的实现者。当东条英机被送上绞刑架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坏的人杀人的榜样，而是人道的公义，是对人道和良心的捍卫。

　　至于原文中邱教授的主张“突然死亡法废除死刑”是一定不可取而且行不通的，这不是一个政府有没有魄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有没有充分考虑民意和中国现实状况的问题。台湾徐文宗律师的观点我赞同：即社会(而不仅仅是罪犯)也应在一定范围内对犯罪行为负责，即承担一部分犯罪成本。但如果是通过废除死刑的话，那么实际上社会是把应承担的那部分成本又分了一小块给受害人家属，后者的痛苦更深重了。所以我们(学者和立法、执法机关)不能无条件地、单方面地以增加全社会文明程度的名义，以增加受害人家属痛苦的方式，废除死刑。

　　如果被害人家属旷日持久的痛苦没有通过社会和法律寻求到公义，那么这种不公正足以把他们引向仇视社会的道路，这只会产生更多的不人道的源泉。

　　而且，期望废除死刑会“自然而然”被中国民众接受并带动文明和社会的进步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我们有这样的社会教育体制、社会道德氛围来平衡废除死刑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吗？我们有这样一个为没有死刑的国度而设计的基础设施吗？这样一个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多少钱和多少时间和全社会多少人的参与？

　　死刑固然“传递的是一种暴力信息”(拉的莱特教授语)，但贸然废除死刑可能传递的是一种绥靖信息，即对罪大恶极犯罪人的妥协。如果废除死刑对社会的人道贡献果然超过了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本和负面影响，那么占美国大多数的保留死刑的38个州就该立即拷贝其余十几个州的成功经验，以“跟上文明的脚步”。他们并没有那样做，说明废除死刑不见得比保留死刑更优越。就像有的国家通过废除君主制来实现民主，而有的国家通过限制君主来实现民主，殊途同归，废除死刑并非惟一的通向文明的途径，也不见得是对每个地方都适用的有效途径。即使在英国这样废除死刑的国家，要求恢复死刑的声音也是时有耳闻的。我们也得慎重选择我们的路。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问自己几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废除死刑？为了证明我们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为了证明我们的人道？为了和除美国38个州和日本以外的高度文明看齐？这些目标是不是不能通过限制死刑来达到？废除死刑一旦被误读成鼓励犯罪分子铤而走险怎么办？死刑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如果废除死刑没有促进中国的文明与人道的发展反而使政府和社会的公义受到质疑，怎么办？恢复死刑？还有很多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以上拙见，望抛砖引玉。

　　就像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一书中劝诫的一样，我们要有良好的心愿(warmheart)，还得有冷静的头脑(coolhead)。我们只能通过现实的手段接近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