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师琰实习生徐琳玲 上海报道

　　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出现在教育部，在教育部官员眼中，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行动。“过去都是部里负责人前去汇报工作。”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满生对此颇有感慨，“可见中央政府对教育乱收费问题的重视程度。”

　　据新华社的消息，吴官正此行是就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进行调研。调研后，吴官正在讲话时强调，对那些仍然我行我素、违反规定乱收费的行为要严肃查处。此时，一场力度空前的整顿教育乱收费的风暴正在全国范围内席卷。教育部提供给本报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共发现教育乱收费问题2566个，清理取消违规收费项目累计361项，1095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从全国的情况看，乱收费情况已经很普遍。”广州市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张铁明研究员说，“一些重点学校每年收的赞助费超过千万也不稀奇。”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测算，十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0亿元。

　　今年初，教育乱收费与医疗、公安系统行业作风问题一起，被列为全国三大纠风重点。自8月以来，这个问题更是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年治理乱收费成功与否就看八九月，这一关一定得把住。”浙江省监察厅驻教育厅监察专员办公室副主任陈金方说。

　　整顿风暴

　　今年的整顿行动始于2月，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治理教育乱收费被确定为全国纠风专项治理的三大重点之一。3月，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谈到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时，强调要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首先要有效治理教育乱收费。5月，教育部会同国务院纠风办等六部门建立了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要求各地在今年秋季开学时，中小学缴费必须全面实行“一费制”，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实行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的“三限”政策。这是今年行动区别于往年的地方。

　　进入6月，整顿行动进一步升温。6月26日，国务院七部委联合召开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务委员陈至立在会上要求各地要把治理教育乱收费作为“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8月份，整顿风暴达到白热化。14日，教育部就治理乱收费工作召开视频会议，要求各地打好“八、九两个月攻坚战”，确保今年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教育部部长周济在讲话中强调：“哪个学校出现乱收费，要撤校长的职务！”不单如此，哪个地方出现乱收费，还要追究直接主管领导的责任。

　　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已走过10年历程，今年终于要从暴风骤雨。各省市为了加大整顿力度，由省级一把手亲自上阵，分管领导直接抓。陈金方告诉记者，浙江省于8月下旬先后两次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治理乱收费工作。为了使整顿得到有力执行，浙江省甚至要求各地、各学校签订“军令状”，公开承诺，落实责任。为达到更好效果，浙江省政府在组织各部门成立联合治理小组时，特别把省委组织部也拉进来，将乱收费问题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之一。

　　在加大惩处力度的同时，教育部还要求各地加大宣传力度，各地以往查处的教育乱收费案例在这一阶段经媒体大量曝光。浙江省教育厅日前向媒体披露，去年全省有21名校长因乱收费问题被撤职。“实际数目不止这些，”陈金方说，“仅去年3月一次专项投诉活动中就查撤了20人。”8月29日，教育部通报了部分省市查处的8起乱收费案件，要求各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截至7月底，全国共组织6600多个检查组，发现和解决问题2566件，大幅超过去年同期水平，根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到今年7月，全国超过20个省市共有130多个中小学负责人被撤职。

　　黑金链条

　　2003年，注定将成为中国教育的整治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教育收费问题已连续3年成为全国价格投诉头号热点，2002年全国共立案查处价格违法案件6.5万件，查处违法金额5亿元，其中教育乱收费行为近2万件，占立案查处总数的29.6%。8月2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今年上半年价格举报热点问题，教育乱收费仍高居榜眼。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一份抽查结果，过去5年共查出全国中小学乱收费15亿元；而一些权威教育专家认为，“该数据过于保守了，现在有的一个城市学校乱收费都能达到上亿。”

　　据某知名教育专家推测，2002年全国共有9.88万所中学和45.69万所小学，其中至少2%为省市级重点学校，最保守的估计，每所重点中、小学年收择校费分别为500万和200万元，如此计算，光择校费一项，全国一年就超过270亿元，这当中大部分是属于乱收费。在以教育为本的中国，愈演愈烈的乱收费正在成为最广泛的百姓话题，甚至演变成为一些典型的社会悲剧。

　　2003年7月，陕西省榆林市，19岁的景艳梅考上了大学，父亲景统仕不堪至少上万元的学费压力在家中自杀身亡。8月，四川简阳市安象镇节约村一位18岁的女孩考上了大学，为了筹措学费，愿意以身相许。读大学难，但上幼儿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光学杂费每年随随便便就得七八千元，高的甚至达到了一万七八千元。一些家长为此惊呼：“上幼儿园比上大学还贵！”

　　在教育部上月底公布的案例中，这些乱收费的项目可谓五花八门：捐款、补课费、赞助费、复习费、集资费、搭车收取农业费、危房改造费等，无所不有。而在这些乱收费中，又以择校费最为严重，相比于动辄几千几万甚至上十万元的择校费，其它的各种乱收费都是毛毛雨。教育部明文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向学生家长收取与招生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共建费，但是这并没有成为阻止许多学校发财的障碍。

　　在福州，招收择校生的现象普遍存在，少数被家长们看好的小学更是借机收取高额赞助费，个别优质校甚至开出了每个择校生须缴纳近2万元。这还不算什么，在去年实行“三限”政策之前，广州一个择校生收费可高达15万～18万元，现在，其他一些城市的收费水平已经开始像前几年的广州。这当中重点学校又尤为突出，南昌的一位家长说：“入学捐款四五万元不过是‘毛毛雨’，就是捐上10万元、20万元的也大有人在。为了找关系，我又另外请客送礼，花了近3万元来疏通关系。”

　　有报道说，2002年，北京市近800所中学就有200多所在靠招择校生增收，年择校费超过10亿元；南京一家调查公司披露，中小学入选“十大暴利行业”，报告更进一步披露“择校费”并没有上缴财政，其分流状况除了用于学校基础建设、物品采购外，相当一部分以回扣、贿赂等形式到了某些个人手中，真正用于教师福利实际上很少。

　　教育、汽车、房子已成为当前10万元级消费的三大代表，教育投资牵涉千家万户，教育腐败很容易牵动公众神经。1990年以来的10年间，北京市海淀区内的32所院校，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贪污贿赂案件有24件26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基建处原处长高小栋长期负责学校的基建工程，索贿受贿明目张胆，支付工程款雁过拔毛，挪用公款移花接木，从1994年至2000年，高共索贿受贿50.5万元，贪污公款97.2万元、挪用公款100万元。

　　风暴与“治本”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现在，制止教育乱收费的通知措辞一年比一年严厉，查处力度也似乎一年比一年大，但为什么实际情况却愈演愈烈？”包括上海市教育法制研究与咨询中心主任、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谭晓玉博士在内的教育专家忧心忡忡。“乱收费问题不可能今年解决，这需要一个时期，关键是要从制度上解决，司法必须介入这个问题。”谭晓玉指出，“治理中小学乱收费问题不能只在每年春秋两季搞运动，现在很多学校甚至掌握了打击的周期，风头紧时规规矩矩，风头一过，照样变相收费。”

　　多数专家认为，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的根源之一，是各级政府对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据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满生介绍，我国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上世纪80年代相对较高，后来一直在2.3%至2.7%之间徘徊，这几年略有增长，从2000年到2002年，分别达到2.79%、3.19%和3.3%，但仍远低于世界4.2%的平均水平。

　　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为例，记者拿到的数据是，去年全省中小学生平均公用经费分别为789.18元和523.92元，其中预算内经费为229.6元和128.32元，所占比例都不足30%。去年全省教育经费总收入279.4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264.51万元；全年教育经费支出308.6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为253.79万元，财政拨款中的95.95%用于人头费开支，公用经费主要靠学校自筹解决。

　　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只给政策不给钱，教师的政策性补贴也有相当比例需要学校自筹；而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高标准普及，硬件设施更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教育经费缺口很大，不少学校连维持日常运转都困难，甚至靠借贷度日。

　　学校自身经费困难，就要允许学校“多渠道筹资”；让学校自筹资金，却没有完善、规范的筹资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乱收费就不可避免。一方面投入不足，另一方面资源配置也极不平衡。据张铁明介绍，目前中央政府承担全国教育投资的9%，省级财政承担13%，合计只有22%，而国家投入的9%大部分进入国家直属大学，省级财政的13%大部分进入省属大学和部分中学，剩下的绝大部分投入需求下达到下级财政。

　　“教育资源迟迟得不到有效扩充，特别是优质资源奇缺，”张铁明指出，“全国省市一级的学校仅占总数的2%，而人们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直接导致这种交易的不可遏制，收费也不断攀升。”要扭转这个局面，首先必须改革国家教育投资体制，改变投入结构，进行政策引导，将更多力量用于对薄弱教育资源的改善上，让整个教育资源及优质资源都实现不断增长。“必须有更大的体制创新，只要能快速、低成本地扩充教育资源，什么体制形式都可以走。”张铁明指出。另外，还必须在教育系统加强法治。国家对中小学收费有明确规定，违背这个规定就是违法，但是在教育领域，法律显得苍白无力。谭指出，“目前中小学校长负责制没有法律约束，重点学校校长权力膨胀到极点，必须尽快修正，从法律角度对校长权力进行监督。而且，仅撤一个校长是不够的，应实行责任追究制，谁对乱收费负有责任，就应该受到追究。”

　　根据上海市教科院提供的数据，去年全国查处的各种违规收费中，地方政府行为占34.61%，学校自身行为占49.74%，社会有关部门向学校乱摊派和搭车收费占15.65%。这也影响了对于这个领域的监管与执法。“由于行政部门与学校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所以三令五申，却仍有令不行，频频出现顶风违纪乱收费现象。”谭晓玉说，“因此，不能只出台限费等措施，这治标不治本，必须尽快探讨怎样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并依法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