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是黑恶势力的介入，导致了被拆迁居民和拆迁办之间的矛盾激化，进而导致“自焚”惨剧的发生。然而，透过地方相关责任部门遮遮掩掩的面纱，翻开被拆迁者视作保护伞的地方法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悲剧的发生几乎就是一种必然。

　　惨剧背后--南京“自焚”进行威胁事件反思

　　用更完善的制度 来代替强制性拆迁

　　外滩记者茅文贤鞠靖/南京报道 小武/摄影

　　玄武区邓府巷两边的墙上依然到处写着白色、硕大的“拆”字，一切还是显得那么平静。

　　不久前发生的拆迁户“自焚”事件，对于这座城市的改造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受害者依然还躺在医院里，有关方面却始终不愿意公布事件真相。而在记者的调查中，来自于当事双方的口径有天壤之别。

　　拆迁人员：死亡是假新闻

　　8月28日晚8点30分左右，在南京大学旁边的一个茶吧里，记者见到了玄武区拆迁办的工作人员A。在此之前，拆迁办工作人员对所有的媒体都保持缄默。由于一些特殊原因，A向记者描述了事件的部分情况。

　　针对一些媒体的报道，A告诉记者，这些消息都是不准确的，“是假新闻”。

　　A说，这次事故虽然说是很严重，但至少到8月27日还没有人死亡。外面“有8人死亡”的传闻纯属子虚乌有，实际上是有8个人不同程度地受伤。

　　根据这位工作人员的描述，“自焚”者翁彪受伤最重，诊断为中度3级烧伤，烧伤面积达97%，翁先是被送到消防医院抢救，后来被转到条件更好的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继续抢救，“至少到昨天(27日)晚上他还没有死”，但是还没有度过危险期。

　　据A介绍，除翁彪外，其他不同程度受伤的都是玄武区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其中需要住院的有4人。从玄武区文化局借调到拆迁办协助拆迁工作的谢彪中度2级烧伤，至今仍在鼓楼医院抢救；一名保安和一名拆迁办工作人员烧伤，现仍在消防医院治疗；拆迁办书记因手臂被烧伤，现在住在玄武医院。这4人中，后3人没有生命危险。

　　几个工作人员中，中度2级烧伤的谢彪显然是伤情最重的，玄武区拆迁办的工作人员现在轮流到医院陪护他。据A观察，谢烧伤相当严重，部分肢体已经炭化，“摸上去硬邦邦的”。由于五官烧伤严重，为了维持生命，谢的喉管已经被切开，以便呼吸和进食，谢也因此丧失说话能力，但这并不妨碍谢和别人的交流。这位工作人员说，谢现在只有一双脚还能行动，因此，医院给谢一块白板，一支笔，谢可以用脚趾夹着笔在白板上写字。当谢的家人第一次去医院探望他的时候，他夹着笔，先是在白板上写了“保险”二字，可能是要家人去办理保险赔付事宜；后写下“盖被”二字，意思是感觉有点冷。

　　事发现场：混乱中，打火机突然打着？

　　A说，事情发生时大约是在中午，当时翁彪非常气愤，拿了包烟和打火机就直奔洪武路、中山东路路口的玄武区邓府巷拆迁指挥部办公室，并在路上买了20公升汽油，一路走一路洒，在自己身上也洒了不少。

　　当时一些工作人员已经出去吃中饭，拆迁办的人不多。翁彪进了大门，先是敲一间办公室的门，这间办公室里有两个女工作人员在，看翁彪来势汹汹，于是不敢开门，让翁彪有什么事去找领导。翁彪没有找到拆迁办的负责人，但是找到了拆迁办的书记。书记知道了翁彪的来由，于是带着翁彪来找具体负责部门。翁彪家的拆迁应当由第三组负责，但当时第三组的人都不在，于是书记把翁彪带到了第二组的办公室。在这里，翁彪和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当时谢彪等人都在场，一个司机听到争吵声也赶来看。翁彪越吵越气，掏出打火机威胁要自焚。保安和工作人员一起过来劝阻，谢彪冲上来抱住翁彪往外推，有的人开始抢夺他的打火机，在混乱中，打火机突然打着。由于汽油挥发得快，很快起火并蔓延。

　　翁彪的邻居陈五郎后来回忆说，当时谢抱着翁从火场里冲出来，翁两手放在胸前。

　　在拆迁办的门口，记者并没有看到焚烧和过火的痕迹。A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现场也清理过了，但是现在走进拆迁办还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的一幕。办公室里现在还有燃烧过的味道，有的地方还黑漆漆的，很压抑。

　　A说：“如果当时我在现场的话，也许现在躺在医院的就是我了。他(翁彪)也不是纯粹的报复，因为没有明确的对象。他想伤害的对象随意性太大了，简直是逮到谁就是谁。拆迁办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呢？其实谁也不会因为工作的事有意跟拆迁户过不去，我们自己也是人啊。”

　　派出所：自焚还是纵火

　　此前媒体对于这件事情都使用了“自焚”这个词，但也有人说，翁彪涉嫌纵火。那么南京警方是如何为这一事件定性的呢？

　　8月29日，记者打电话到玄武区公安分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还没有对此事定性，具体情况可以问新街口派出所。但新街口派出所表示这件事情要问分局。当得知记者已经问过之后，他便改口，让记者找当地拆迁办了解。

　　新街口派出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大家都说翁彪是自焚，其实是纵火，是蓄意伤人。”他解释说，“自焚”是通过伤害自己的身体来达到某种目的，可是翁彪的本意并不是要伤害自己，而是想以伤害他人来进行威胁，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家属：野蛮拆迁，无从反抗

　　想要见到“自焚”者翁彪的家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自焚事件发生后，有关方面就给翁彪的家人重新安排了一处住房，那是丹凤街上一处居民楼。但是翁彪的家人并不愿意住在那座房子里，拆迁办于是让他们住进了珠江路上的同仁宾馆。有关方面也因此加强了宾馆周围的管理，对进出的人也进行盘问。

　　8月29日下午3点多，记者终于设法见到了“自焚”者翁彪的妻子周洁和翁彪74岁的父亲。在同仁宾馆407房间，翁彪的家人还在和拆迁办就翁彪事件的善后工作进行谈判。

　　周洁半靠着床，头发有点乱，脸色很苍白。她告诉记者，其实今天已经好多了，前两天更是不能见人，“像个鬼似的”。站在她一旁的姐姐周艳说，周洁她一天要晕倒好几次，所以时刻都要有人陪着。

　　“8月22日上午10点10分左右，拆迁办第一次派人叫我老公去协商，过了会儿他(翁彪)回来了，说没谈成。我们提出要一套65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拆迁办的人说'不要做梦'。11点左右又来叫了。当时他爸爸(即周洁的公公)刚让他买好菜，一个酸菜鱼，一个鸭头，一个汤，还买了啤酒。我想让他先吃饭，等吃完了再去。但他还是先去了。”

　　“等我老公走后，他们要我也去，我不去，有个姓沈的拆迁人员就把拳头伸到我的面前，说‘你再讲，老子就揍你！’”周洁边说边举起拳头，模仿着拆迁人员的样子。“后来旁边拆迁办的两个女同志过来打圆场，这时我已经被逼到了家门口。他们跟着进了屋，我当时还穿着睡衣睡裤，趿着拖鞋。我说要走也得等我换双鞋，别看我这个样子，我很讲究的，穿成这个样子我都不出门的。”

　　说到拆迁的那些人时，她的声音提高了8度，“他们都等不及了，进来6个男人把我拉出去。还有的人去拉我老公公。拉我也就罢了，他们把老公公拉出门后，还使劲一推，老公公摔倒在了地上。”

　　周洁哽咽着从床上坐了起来，走到老公公前面，拉起裤管给记者看。老人的膝盖旁边，流脓的伤口刚刚结了疤。“肩膀上还有内伤，现在手都不好抬。”周洁说。

　　周洁回忆说，当时来的大概有20来个人，拆迁办主任也来了。“拆迁的人把我们家的家具都搞坏了，拍的照片都没有了，连相机、VCD都没有了。人被强行拉出来之后，没两下，推土机就把我们的房子铲平了。”

　　据周洁介绍，翁从拆迁办回来看到房子已经被拆了，又心痛又气愤，带着打火机第三次来到拆迁办。

　　外面有的说他是拿着汽油去的，有的说是在外面买的。周洁说：“其实我家里的确有汽油，因为我们家有辆小金鸟(一种摩托车)，不过汽油在拆房子之前就让拆迁办拿走了，我老公是空手去的。”

　　至于到了拆迁办，怎么会浇上汽油的，怎么又会烧起来，当时除了翁彪，其他都是拆迁办的人，她也说不清到底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拆完房子后不到20分钟，就传来消息说拆迁办里出事了。”

　　邻居：他们做得太绝

　　在邓府巷，我们遇到了翁彪的邻居陈五郎。他大概40多岁，穿着有条子的T恤，头发有点乱，胡子有几天没有刮了，估计有将近半公分长，看起来是个老实人。他家离翁彪家大概只有100米远，那边发生的一切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翁家在事发当天曾经设了灵堂，当时设灵堂就是五郎的老婆帮忙操持的。两家关系很好，特别是在拆迁的这段日子。

　　陈五郎告诉记者，其实在这之前，自焚事件已经“预演”过一次了。

　　那也是在8月份。当时谢彪等带着一批拆迁人员想要动手拆迁，“他(翁彪)毕竟腿有残疾，怎么打得过他们这些‘黑社会’，于是他拎了一瓶汽油就倒在自己身上。”

　　“没想到那个谢彪坏成这样，还有意激怒翁彪，说，‘吓唬谁呢，有本事你点啊，谅你也不敢’。翁真的就拿出了打火机，啪啪啪地打了三下，结果没有点着。看到这里，谢彪等人才不敢轻举妄动了。”陈五郎说。

　　现在，在邓府巷拆迁第7组，看到仅存的一间房，那就是陈五郎的家。这个家的保存，是用陈五郎的一次“死”换来的。那是8月12日，为了保住这间房，陈五郎割腕自杀，幸好抢救及时才算保住了这条命，但是他的手腕还是留下了伤痕。

　　作为翁家的邻居，“死”过一次的陈五郎认为自己最能理解翁彪的行为。

　　周洁说，早在7月9日，拆迁办一名叫吕凯的人便带领10多名拆迁人员来掀她家的瓦，翁彪当时提出抗议：我74岁的老父亲和11岁的儿子还在房子里，砸伤了怎么办？但吕凯嚷道：我们不管，我们就是地痞流氓，打的就是你，谁让你不搬的。

　　7月12日，是翁彪39岁生日，这天下午5点，拆迁办的人把同庆里的水电突然掐断。当时南京正好下大雨。翁彪家漏得一塌糊涂，一家四口完全无法正常生活。同庆里居民找到拆迁办论理，拆迁办才在晚上7点将水电重新接上。

　　但7月14日，同庆里的水电被再次拉断，此后再没接上。

　　周洁说，接下来的一个月，拆迁人员不断骚扰他们的生活，砸玻璃，将碎砖烂瓦故意堆在翁彪家门口……想方设法赶他们搬迁。此过程中，公公被窗外砸来的一块石头砸伤，周洁找拆迁办论理，拆迁办回复：是农民工干的，找他们去！

　　“不是被逼到绝处，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来赌！”五郎告诉记者，他们在拆迁办那些人的眼里是些“要钱不要命”的人。“可是，谁会真正愿意为了万把块钱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实在是他们做得太绝了，把我们逼到只能走这一步。”五郎表示，如果当时拆迁办好好做工作的话，这场悲剧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五郎告诉记者，翁家从7月12日就停电断水，“我们家是7月21日停的。那些天正好是南京最热的时候，每天都是39度40度的，像这样的房子，里面还不止这么高的温度。苍蝇蚊子更是让人受不了。”

　　“要用水的话必须要到100米外的马路对面民工用水处去一盆一盆地端进来。一个多月了，我们就是这么熬过来的，但是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熬多久？”站在拆迁废墟上，五郎深深地叹了口气。

　　五郎的妻子王女士提供给记者一张照片，是翁家未拆之前，翁一家三口的全家福。照片上的翁搂着妻子的肩，儿子站在中间，背景虽然是他们破破烂烂的家，但是全家人笑得很灿烂，很幸福。记者看了一下拍摄时间：2003年8月16日，也就是翁出事之前6天。

　　翁彪恐怕不会想到，这也许是他今生拍下的最后一张微笑着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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