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礼伟

知名国际问题专家庄礼伟

　　（作者简介：庄礼伟，曾任《南方周末》专栏作家和国际版（“天下”版）责任编辑，现任《南风窗》杂志国际问题评论员和国际版编辑、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

　　两年前的9月11日这一天，许多人死去了。后来，也有不少“9·11”遗腹子出生。我不知道这些新生儿中是否有人口衔深度的仇恨而生，长大以后是否会成为到中东阿拉伯人中间去“血债血还”的愤怒青年。我也不知道“9·11”死难者中不同族裔、不同信仰的人们的灵魂是否已经安宁下来，而这个纷扰、匆忙的世界总是让活着的人们放弃内省、淡忘过去，直到下一次类似的悲剧发生。

　　“9·11”悲剧是由一系列必要的构件组成的。首先要有仇恨存在，这种仇恨成了最初的动机；仇恨难以通过“正规方式”平息，由此产生了绝望；绝望使仇恨燃烧得难以控制，产生了疯狂；而别人信誓旦旦地告诉你有一个“天堂”存在，你自然不必害怕捐躯和死亡。仇恨──绝望──疯狂──天堂，这是一条陡直的、眩目的直线。

　　中国人在这条直线之外，扮演着看客的角色。其实，中国人也曾经历了类似的“直线时代”，经历了类似的绝对主义的癫狂。对于“9·11”，我们也应当有自己的反省：我们是否愿意与周边的所有其他民族平等地沟通？是否有必要使民族之间的隔阂和敌意向未来的世代延伸并不断加剧？我们是否在放弃努力而使血腥对决和冤冤相报成为民族间的宿命？

　　在一些国人眼中，周边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值得中国平等看待，几乎没有一个异族值得中国人欣赏，他们都是在以这样那样方式在侵犯或盗取中国利益的敌人和罪犯，我们没欠别人什么，别人却全欠了我们。也就是说，中国人生活在“仇人”和“劣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这种心态，倒是和恼怒得要“嗒嗒嗒”四处开火的美国有几分相似。

　　梁启超曾说：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任公先生的“自觉为我”，是指应当做回自己，保持本族的特色和凝聚力，而不是要刻意营造“我”和“他”的对抗氛围。但在“我族中心主义者”那里，我族的利益绝对正确，他族的利益绝对荒谬；他族与我族的利益冲突时，他族绝对是错的，我族的任何报复行为或“先发制人”行为则都是正确的。“9·11”就是这样一个绝对主义体系与另外一个绝对主义体系的碰撞(参见笔者《亚伯拉罕时代的遗产》一文)。一个国家的民族情绪、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如果趋向于绝对主义的话，那么迟早会与这个或那个异族发生剧烈碰撞，从而产生你偷袭他，或他偷袭你，你报复他，他报复你的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

　　对于那些“绝对正确”的、“至高无上”的言说，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警觉。《生于7月4日》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热血的青年参加了国家的一场错误的对外战争后，对自己的国家产生怀疑并最终成为一个坚强的反战者的心路历程。对国家的怀疑，乃至对“全体人民”的怀疑并非是不可理喻的。“全体人民”在一个尊崇自由、人人拥有自由选择权利的国度，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不可能的概念，正如你现在不可能听说“全体瑞士人民愤怒地反对……”或“全体挪威人民热烈地欢呼……”或“全体丹麦人民衷心地拥护……”一样。在意识形态的癫狂年代我们常常听到“全体中国人民”如何如何，这也是一个消灭每一个自由的大脑的年代。

　　现在，“全体人民”、“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国人中仍然是具有霸权地位的话语。但实际上，一个满口“全体人民”的人，可能是一个内心根本无视“全体人民”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一个满口“民族利益”的人，也许并不一定真的知道本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在何处；一个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人，可能他本人也是一个认同军国主义主张的人(不信就请看看网络上那些好战的、扩张主义的、沙文主义的言论)。

　　在纽约世贸中心废墟上年复一年的“9·11”纪念活动，其主调是同为人类的活着的人对不幸者的沉痛悼念，并没有成为一个极力渲染民族仇恨的场合，更不会出现“杀光XX族男人”、“奸了XX族女人”的“豪言壮语”──而这是一种多么无能、阴暗、猥琐的语言自慰！我甚至只希望这些豪言壮语者，能够对身边的强势者、霸道者和不公之事稍微“豪气”一点。中国男人的“豪气”不能只停留在“往死里喝”的酒量上，也不能只停留在非常安全地对异族叫骂几声。

　　能否以平等的姿态、理性的心态对待他族，避免族际关系、国际关系方面的绝对主义和举族癫狂、举国癫狂，是“9·11”悲剧之后，世人应当思考的问题。有时想想，把地球上的人分成这个族那个族，用坦克、国界、护照、身份证、居住证把人们圈进不同的篱笆里面，然后彼此讨厌、憎恨、怒目相对，是一件多么幼稚、可笑且可悲的事情。当然，每一族都戒备和反对另一族的“自然状态”，确实是现时代人类所无法摆脱的困境，但聪明的、向善的人类，应当努力避免在这种状态下越陷越深。

　　人类中总有这样一些人，叫嚷着要用解剖刀把异族从肉体上“解剖”掉，却不愿意解剖自己丑陋的性格，不敢直面自己虚伪的“豪气”和“正确”。世人已经普遍厌恶国内事务中的绝对主义，经历了“9·11”阵痛之后的世人，对族际关系、国际关系中的绝对主义的危险，也应当有更深入的认识。如果听任绝对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肆意泛滥，“9·11”悲剧就仍然可能重演，并且可能会降临到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