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姜彩熠

　　在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之后，东北三省及各市相继出台了一些振兴规划和方案，其中无一例外地都把上项目摆在了首位，不少城市一下子就列出几十乃至上百个大项目，有的干脆就叫“项目年”。大干快上之势，咄咄逼人。结果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谁项目大，谁的振兴决心就大，谁的项目多，谁的振兴业绩就突出。在不少东北官员的心目中，上项目成了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撒手锏”。在这方面，东三省其实有着十分惨痛的历史教训。

　　以辽宁省沈阳市为例，前些年在“慕马”当政时期，沈阳市政建设也搞得轰轰烈烈，当时的领导很以为荣，外界评价也不错，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如沈阳大二环建设，投资几十个亿，却没有多少车在上边跑，每年亏损上亿元。还有投资几十个亿修建的中国最大的浑南市场，开业典礼一结束，市场就黄了，偌大的市场，门可罗雀。如今市场大门锁头锈迹斑斑，大市场广场成了练车场。几十亿就这样打“水漂”了。吉林省“一号”工程“大液晶”项目，投资30亿元，当初被政府誉为填补国内空白之项目，大有一跃进入世界500强之势，本以为市场前景广阔，但由于对产业估计不足，加之产品定位有问题，企业刚建完，即陷入困境。吉化公司花几十亿元建成的阿尔法—高碳醇装置等项目，有的是亚洲空白项目，可项目建成后产品没销路，没干多久就停了，造成吉化公司巨额亏损，4万职工被迫下岗。黑龙江的“子午胎”项目，建成后每年亏损3亿元，去年银行停止贷款，企业陷入困境，最后政府拿出数亿元解决企业各种欠债。辽宁轮胎厂，从1997年开始，历时四年，投资5亿元建成的载重子午胎项目，还没怎么运行就陷入困境。

　　类似项目往往是拍脑门的“长官项目”。这样的项目大多有很浓的政府干预色彩—项目由政府官员拍板，然后再动员银行贷款。用流行的话说，就是“政府挖坑，银行栽树”。以企业技术改造项目为例，据了解，辽宁省工行不良贷款有70%以上来自于国有企业，而且多数是搞技术改造时形成的。

　　这些项目的背后往往又是凸显政绩的需要。慕绥新在沈阳当政期间，到处举债上项目，曾有记者问他是如何还债的，慕不屑一顾地说：本届政府只掌建设，不管还钱！还是典型的“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不要白不要”的心理。在东北各级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中，这种思想非常普遍，谁能去北京要来钱，谁能从银行贷到款，谁就有本事。至于这钱要不要还，根本不用考虑。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城市马路修了挖，挖了再修，这届班子修立交桥，下届班子拆。这些项目不根据需要，不讲究效益，只为给领导脸上贴金，为领导升迁“铺路”。在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过程中，此类项目越少越好。

　　政府插手项目十分容易导致腐败。近些年，一些大的工程项目，背后都出现了腐败问题。沈阳自2000年以来，先后有近百名官员落马，其中插手工程项目，从中收受贿赂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继“慕马”大案之后，沈阳又有一批高官落马，教训触目惊心。其他地区也难以例外。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就是因为插手牡丹江“大维C”项目，收受贿赂10万元人民币和5000美元而东窗事发，被绳之以法。事实告诉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跑项目，管项目，与能从项目中得到好处不无关系。因此，决定项目要靠市场，实施项目也要靠市场。否则，很有可能项目上去了，领导干部下去了。

　　辽宁省省长薄熙来说，以后辽宁新上项目要坚持市场选择、企业确定、政府推动的新方式，改掉过去一说发展就上项目，一上项目就是政府行为的老路子，政府要努力营造好投融资的软环境，多吸引民资和外资进入国企。应该说，这是一种相当清醒的认识。

　　从历史上看，过去几届政府都十分重视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问题。早在1986年，国家就把沈阳作为老工业基地改造试点城市，国家连续多年投入巨资对沈阳的国有工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产品升级、设备更新等，但这种“输血”和“供氧”并没能达到企业振兴的目的。到目前为止，东北各地振兴规划和方案满天飞，却还没见到一个振兴和发展民营企业的规划和方案，这个问题应引起东三省决策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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