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西藏那曲10月10日电（记者王圣志、刘畅）在青藏铁路工地，600多名医护人员犹如高原守护神，保卫着建设者和沿线群众的安全。他们犹如圣洁的雪莲花，绽放在雪域高原，绽放在人们心间。

　　徐英，中铁十九局青藏铁路工地医院院长，48岁的她鬓染秋霜，身体娇弱，可她的体内却蕴藏着最无私的爱。在记者一再要求下，她讲述了在青藏铁路工地的亲身经历：

　　上青藏线是我多年来的愿望，我的父母过去都是铁道兵，全家七口人，个个参加过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建设。当时，父亲任青藏线的指挥。我那时23岁，在连队当医生。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不少战友被高原病夺去鲜花般的生命。从此，我开始关注高原病、研究高原病，从事临床工作20多年没有间断过。

　　我们局承担青藏铁路83公里的建设任务。工地位于那曲藏北高原，海拔在4500米以上，这里高寒缺氧，环境恶劣。职工们形象地说：“走路不能跑，说话不能吵，吃饭不能饱，氧气不能少。”局领导十分关心职工的健康，投入580多万元购买了先进医疗设备。我们20多名医务人员要负责5000多名工人的医疗保障工作。上级规定，高原病发病率不能高于2％，不能有一例死亡病例发生。

　　这是一个特殊的战场。虽然今天医疗技术有了提高，但高原病依然是一大杀手，这个医学难题需要我们去攻克！

　　上场前，我编写了一本内容详尽的《急性高原病自查自救知识手册》发给职工，举办培训班和讲座；还研究出了高原病预防的药物配方，让职工们提前服用，预防高原病，提高职工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高原病突发性强，平时做好健康监控十分重要，我和同事们坚持24小时巡诊值班制度。特别是深夜，职工们劳累后睡得较熟，突发高原病难以觉察。我们放心不下，打着手电挨铺地观察检查。

　　一天清晨，我巡诊时发现一名职工神志不清，患者是高热后脑缺氧所致，可能导致脑水肿，甚至死亡。经过紧急处置，半小时后患者苏醒，但病情还没稳定，我不敢离开半步，守在他身边观察病情，午饭也没顾上吃。晚上我疲倦地回到医院，突然对讲机响了：一位工人昏迷不醒。我抱着急救箱就往外跑，深夜才回到医院，顾不上洗漱，就瘫在床上了。睡下不久，值班室门铃骤然响起，有人急促地高喊着：“大夫，救命哪！”我被惊醒，此时是凌晨2点多。这位急病号经检查诊断为重度肺水肿并脑水肿，体温高达40摄氏度，昏迷不醒，心率最快时达200次/分。我们全院医务人员都投入紧张的抢救中，有的抬担架，有的搬氧气瓶，有的忙输液，大家一路小跑。4个小时过去了，病人仍然神志不清，生命危在旦夕。我焦急万分，像这样的危重病人，在高原抢救成功的例子几乎没有，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我根据多年来临床经验，想尽所有办法，高压氧仓、呼吸兴奋剂等多管齐下，患者慢慢有了意识。这时我全身虚脱，晕了过去，同事们又忙着抢救我。我苏醒后又投入抢救中。经过8小时奋战，奇迹出现了：患者意识状态改善，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今年5月，我送民工贺勇下高原治病。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颠簸，我感到头疼、头晕、恶心……送病人下山像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样艰难。由于高原缺氧，抢救同样的病人，要比内地付出几倍的艰辛。在山下贺勇痊愈了，我却病倒了。他感动地哭了，从口袋里拿出“全家福”照片，让我把名字签在上面。“院长啊，我要让全家永远记着你，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他向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我的父母年事已高，都在东北，患有重病。为了照顾老人，我雇了个保姆。今年七月，父亲冠心病发作，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小保姆在电话里哭着说：“阿姨，老爷爷不行了，您快回来吧！”一边是急需我照顾的父亲，一边是几千名职工的健康。我权衡了半天，哪一头都重要，心里矛盾极了。我下意识地给父亲拨电话，父亲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小英子，爸爸想你啊，可你不能回来，工地上离不开你，爸爸会好起来的。”听到这里，我泪流满面。完成父亲一生最大的愿望——建好青藏铁路，是对父亲最好的报答。我强忍着痛苦，又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

　　今年三月上场后，我们医护人员都没有回过家。离家时间太长，年幼无知的孩子对母亲由漫长的思念变成了揪心的怨恨。护士陈欣3岁的孩子每次都在电话中哭叫：“妈妈，你快从电话中出来吧！我要妈妈……”陈欣把孩子的照片放大24寸挂在床头，孩子过生日时，她买了一辆玩具翻斗车，装上青藏工地的黄土，一同寄给了孩子。

　　经过努力，我们局参建人员高原病发病率仅为0.36％，远远低于2％的指标，目前，无一人因高原病死亡。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数字，这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数字！为了青藏铁路这一跨世纪伟大工程，我们将无怨无悔奋斗到底！（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