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学院东城分院张祥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

　　非典型肺炎在京蔓延的高峰期间，尽管北京市各高校都做出了学生应坚持在校学习以免疫情扩散的决定，但仍然出现了大批学生自行回家的现象。学生们恐慌和失措的程度令人瞩目。这一现象实在值得我们整个社会深入思考。

　　当今在校的大学生都是在80年代出生的。这批青年出生在城镇中的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出生在农村中的也有不少人受到家庭的各种优待(在子女教育问题方面，农民的一般看法是，孩子只要能读出来，砸锅卖铁也要供)，这样的一种环境很容易养成这些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和观念。当他们上学后，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城乡社会也开始了“世俗化”的过程，功利主义文化随之兴起。功利主义文化的特征是将对行为的评价由动机评价改为后果评价，急功近利，并以追求短期收益的“有用的就是好的”作为评价标准。这样的意识和观念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导致了社会价值的多元化，而追求眼前的个人利益这样一种短视行为亦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的共识。

　　这样深刻的社会转型和世俗化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这就是：学校政治思想教育与社会现实的不一致。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并对社会有高度责任感的新人，但是社会现实却以竞争成败论英雄，将个人的成就感建立在自己物质利益的满足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之上。急功近利和短视行为普遍流行，已成了社会的通病。为了使学生重视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高校开设的思想品德课一般都是必修课，学生必须通过考试才能毕业。然而在功利主义文化的影响下，许多学生很自然地把它看作挣学分的必须而非修身做人的必修课。这样的思想品德教育即使取得一些成果也会很轻易地被社会现实所抵消。

　　在当下的中国，要实现比较有保障的向上的社会流动，也只留下了高考升学这条渠道。进入转型期后，城市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使就业压力骤增，大多数城乡家庭对子女考上大学赋予了更高、也更迫切的期望，期望以此提高子女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但是，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这种期望势必会加剧“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的状况，并使家庭因为竞争的惨烈而不得不在子女教育方面支付更大的成本。这当然会提升已经进入大学学习的这些孩子的生命价值(应该说，独生子女政策也是提升城市家庭孩子生命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使家庭和学生本人都格外关注在校学习期间的安全问题。非典流行期间学生自行离校，在电话普及的前提下也是学生和其家长“共谋”的结果，而非单纯学生个人的行为。而校方不能采取过于强硬的措施也有其苦衷：这些学生已经被社会、家庭视为“宝贝”，万一出了问题于上于下都不好交代。

　　从学生这方面看，家庭对他们的高期望和高投入使得他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学业和前途，更将学习看作是个人的事，至多也只是与自己的家庭相联系，这难免会使他们的眼界更加狭窄，只关注自身的利益和前途，淡化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在非典这样的非常时期，一些大学生只关注自己的人身安全，无视社会对他们的要求。与上一世纪50年代所提倡的“为革命而学习”相比，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但是这样的变化却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和关注。

　　最后(更重要的)是学生的精神理念问题。西方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有“世俗化”的问题，也有道德和信仰的泯灭。这也曾经使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感到困惑。但是西方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留和改造了自己的宗教(如基督教)，使宗教仍能作为社会的精神支柱而存在，进而去对抗世俗化对社会责任和社会凝聚力的负面影响。而中国在20世纪的初期曾经历了反帝的“五四”运动和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事实上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给予了激烈的否定，也把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视为巩固封建统治的糟粕而加以丢弃。80年代初，中国社会又经历了由十年“文革”直接导致的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在部分干部和群众(包括青少年)中出现了对理想的幻灭，也使利己主义获得了滋生的土壤。所有这些对中国社会文化传统、道德信仰等精神生态的破坏，比现代化进程中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要严重得多。因此，当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世俗化在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当西方文化的进入使价值多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却没有对抗世俗化导致的传统道德体系的瓦解和已有行为规范的改变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方面的真空也使社会生活缺少健康的精神理念的支持，对出生于80年代之后的青少年来说，更是这样。而没有健康的精神理念的支持，人们就会在物质生活的诱惑面前以趋利避害的本能来作出行为选择。可以说，大学生们在非典流行期间自行回家的举动正是这类选择的表现之一。

　　在京大学生在非典流行期间自行回家的行为，并不是偶然的事件，这样的问题也决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显然，这项工程应针对青少年道德教育中的缺失，以培养青少年的集体主义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爱国主义与民族自豪感为价值目标。为此，我们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需要重视对青少年人文素质的培养，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社会现代化和抗衡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方面的作用，对于儒家传统强调修身及社会关怀、社会责任的思想，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应予以充分肯定和继承。家庭是青少年完成初级社会化的场所，家庭教育应把传授做人的道理和学习中国传统的美德(比如孝敬父母、爱国敬业)作为重点，改变家长只以升学作为家庭教育成败的惟一标准的偏颇心态。社会(特别是媒体)对公众的行为也应注意正确的引导，要平衡经济发展和提倡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两者的关系，鼓励个人和家庭(尤其是青少年)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倡节俭，反对奢靡和浪费，不鼓励对物质生活和享受的过分追求。防止只追求个人利益和享受的自私、冷漠的社会风气蔓延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