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伟，1961年11月出生,河北乐亭县人，1988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曾任长征二号丙、长征三号火箭主任设计师，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执笔起草了关于我国载人飞船运载火箭的论证报告。十多年来，他几乎参与了所有中国航天的重大事件并发挥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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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毕业后就投身航天，什么时候开始参与载人航天工程？

　　张：1992年1月，中央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当时就开始部署载人航天工程的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当时我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是长征二号丙火箭的主任设计师。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1992年初，院里让我主持载人航天运载火箭的论证工作。

　　记者：方案论证是火箭的顶层设计，当时你们怎么确定火箭的总体方案？

　　张：方案论证主要是两方面：技术和经济，一方面论证技术上怎么实现，另一方面要论证实现这个技术要多少钱。当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步方案已经定了，以飞船起步。我们根据飞船的情况，决定用长二捆(长征二号E)火箭为基础改进。当时要做这个论证还是挺困难的，虽然过去我们发射卫星，火箭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但是真正要把它变成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大家都不熟悉。当时总体的要求也不是很明确，不知道到底该解决什么问题，达到那些指标，才能达到载人航天的要求，把航天员安全送上天。比如说可靠性、安全性、载人的适应性。过去我们发射卫星，发射完之后可以隔一段时间，几个月甚至是几年以后再发射。但是发射飞船就不一样，将来要进行交会对接，要求很短时间内连续发射。另外火箭系统还有很重要的一面，就是功能改进以后，对发射场、测控通信这些方面要提出合适的要求，把工程配套搞起来。

　　记者：面对这么多难题，怎么去一一解决？

　　张：我们当时组织了三十多个人的队伍，各个专业一起论证。先把过去出现的一些不可靠方面的问题清理出来，另外也查阅一些国外公开的资料。这方面可借鉴的就只有美国和前苏联，也只有他们两家搞过。当时主要的难点是可靠性、安全性和载人的适应性等等。首先要从设计上来实现高可靠性。我们过去发射卫星时，火箭的可靠性是90%，就是说十次发射当中可以允许有一次失败。但是发射载人飞船，这个指标就太低了。飞机一般的可靠性是四个九到六个九(0.9999-0.999999)，作为宇航产品，特别是运载火箭，要达到这么高的可靠性，目前各个国家都做不到，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后来我们经过协调，定的指标是0.97，这个指标在国内是很高的。目前世界上可靠性最好的就是美国和俄罗斯的运载火箭，达到0.99，也是两位数。

　　记者：从我们国内的基础工业状况来看，要达到这个目标很困难。

　　张：这也是客观因素，过去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比较薄弱，像电子元器件产品，失效率是很高的。这样靠一个元器件就不能保证，必须采取冗余的措施，坏了一个还有备份，这是一个设计上的途径。另一方面，我们国内的电子元器件、发动机，还有结构方面，都要想办法加强。这中间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比如结构方面，过去打卫星的时候要尽量减轻结构重量，争取多上有效载荷，一枚火箭可以多发射几颗卫星。现在就不行了，需要提高承载能力，加厚，采取新的设计方法。发动机也要做许多地面试验，把问题暴露出来，想办法解决，等等。利用国内已有的基础，还有新的冗余技术，达到提高可靠性的目的。这些东西过去火箭和其他试验都没有搞过，需要做大量的试验。

　　记者：火箭的安全性也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张：过去火箭发射安全性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保证航区内的地面安全，火箭飞过时不要影响地面的人和设施。如果火箭偏离飞行轨迹就炸掉它，不要危及地面安全，发射的时候保证发射场的安全。载人飞船发射，第一位要保证航天员的安全，这个难度就更大了。第一，你必须知道火箭什么时候可能出事，出事以后会造成多大的危害。比如火箭起飞后可能会爆炸，但什么时候爆炸，必须准确地预测出来；火箭爆炸后形成的冲击波的范围和时间，必须准确地判断出来；对出现的一些故障，必须及时、准确地诊断出来。

　　记者：火箭最致命的故障就是爆炸，这些东西都很危险，你们怎么验证这些参数？

　　张：每一个参数都要做很多试验。为了得到火箭爆炸后形成的冲击波的范围和时间参数，我们在长沙找了一个山沟，那里解放初期是一个麻风病医院，后来没人用，废弃了。在那里，我们跟国防科大的一些老师共同研究，用模拟装置做火箭爆炸试验，测量冲击波造成的超压，看看爆炸的过程是燃烧，爆燃还是爆炸？模拟好多种模式，比如撞到地下、燃料泄漏等等，通过它来确定爆炸产生的危害。比如爆炸一秒钟，火球会跑多远？造成的冲击有多大的压力？掌握这些参数以后，保证飞船能够及时逃离危险区。我们的逃逸火箭指标要求在爆炸的1.7秒内，必须把飞船带离到150米以外，2秒内飞船必须在300米以外，这样才能够证航天员安全，保证爆炸造成的压力不会把飞船给破坏了。这些试验都是冒着很大的危险，过去都没有做过。

　　记者：故障诊断主要的难点在哪里？

　　张：故障诊断就像看病一样，找出病源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来找？选择哪些参数，才能够以最快的时间反映火箭最危险的时刻？这是最大的难点。因为火箭爆炸，或者失去原来的姿态，时间反映很快，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内把飞船拉走，就是逃逸救生系统。逃逸参数的选择是很慎重很慎重的，选择得多了可能会引起误信号，逃错了、选少了有可能漏掉逃逸信息，该逃的时候没有逃掉，两者之间有很大的矛盾。为了实现这些东西，我们做了大量的试验，查阅了很多资料，分析我们火箭的特点，解决这些问题。

　　记者：载人飞船的发射频率要求很高，甚至还可能做应急发射，这方面火箭方案上怎么去考虑？

　　张：现在好一点，一年发射一艘飞船。等实现交会对接，短期内要连续发射两艘以上。将来有空间站之后，如果空间站出现问题，我们要应急发射一艘飞船，靠上去救生，类似这样的要求跟过去有很大的区别。产品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也做了很大的突破。过去我们在技术区都是水平状态一截一截测试，完了之后再对接起来放到发射区。这样在发射场的准备周期很长，占用发射台的时间也很长。这样的方式要改变，同时准备两个测试工位，初期还论证过要搞两个发射工位，一个测试工位。后来定三垂方案，争论也很大。因为我们不知道火箭立起来推往发射区的过程中，铁轨频率很低，振幅很大，会不会对火箭产生一些隐患？另外，发射台是活动的，怎么调平，保证它的稳定性？运输过程中会不会对火箭产生载荷力？这方面和发射场、设计所翻来覆去论证了好长时间，做了很多试验，证明这种方案的可行性。除此之外，发射方式也要改变，过去发射控制间离火箭发射台很近，300米到500米，安全性不好，要把距离拉开，最后试验结果是1500米，火箭在发射台爆炸，保证不会炸到技术区的测试间。远距离那时候很不好做，因为电缆一长，信号衰减很厉害，实现不了。后来采用光纤传输，实现远距离发射控制。

　　记者：听说当初论证很困难，你们做了很多试验。

　　张：当时的论证非常艰难，做许多模拟试验，看看到底行不行。因为方案一报上去，批准以后，技术上如果做不通，不就傻眼了吗？整个工程建设就很麻烦。

　　按照国外试验的情况来看，首次载人飞行前发射次数很多。我们怎么办？按照当时的可靠性指标，如果用发射试验来验证，要打27发才能验证到0.97。当时的基础是长二捆，长二捆只打了几发。27发我们是打不起的，就采取地面分析试验，选择几次发射来验证。后来提出来打三次，最后决定在发射无人飞船之前火箭只打一次。还有一个逃逸方案的验证。美国过去的逃逸试验，对各种条件下的逃逸状况都要做发射，比如穿过大风区，都要专门打到大风中央区去，让逃逸系统真正启动来验证。我们就不行，当时提出搞两三次零高度、零速度状态下逃逸，我们再做地面仿真，模拟天上的情况。后来零高度、零速度状态下逃逸试验也只做了一次。技术方案影响整个工程的立项，主要是因为经费规模。我们一调再调，拿出我们中国人的办法，合理安排试验。当时这些情况大家都不熟悉，我们几十个人一直都在做论证，做模拟试验，验证技术到底行不行，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经济、技术都可行，在长二捆的基础上，能够达到可靠性、安全性、载人的适应性，包括控制经费规模。最后就二十几个亿(人民币)，整个模件的改进，试验等等，当时的困难非常大。

　　记者：这个经费规模和国外相比，相差就很大了。

　　张：早期美国、前苏联，试验次数非常多，经费投入非常大。我们一开始也想和俄罗斯搞合作，利用他们过去的经验、试验条件，特别是一些产品。后来跟他们一谈，要价太高了。后来我们觉得给不起这个钱，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研制。

　　记者：后来您到航天科技集团总公司，还是负责载人航天吗？

　　张：1992年中央批准立项以后。我就当了火箭系统的副总设计师，和大家一起搞了几年。我们经过了方案阶段、初样阶段和试样阶段。后来转入试样阶段以后，组织上安排我去发射卫星，大概是在1996年10月，中间有一年多时间我都在负责卫星。再后来我就去航天工业总公司当总经理助理，协助当时的刘纪原总经理，他也是工程副总指挥。刘纪原总经理退休之后，我又协助王礼恒总经理工作，抓神舟飞船的发射工作。2001年年底，我接手总经理，兼任工程副总指挥，继续抓载人航天工程。

　　记者：您接手集团公司总经理后，载人航天方面，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神舟一号任务期间，要处理船上的一个仪器，飞船大底要打开，非常困难，当时我还是总经理助理，也在现场。从神舟三号飞船发射开始，我接任集团公司总经理。神舟三号任务期间，最难的就是出现了一个船舱插座的问题，要换插头。后来执行神舟四号任务，又遇上了低温发射，每一次都有很大的困难。

　　记者：神舟三号飞船出现船舱插座问题时，您当时还在深圳。

　　张：当时深圳正好有一个重要的活动，我就过去了。后来这边出现了插头问题，我就从深圳往这边赶。当时胡世祥副部长已经在这边了，我们在电话里也交换了看法，和现场的总师总指挥也都交换了看法，在家里也组织了产品的失效分析。因为很多插头都是双点双线冗余的，归零的时候就涉及到问题的性质，到底是属于个别情况，还是批次性的问题？我们归零的要求是机理清楚，问题定位准确，要经过试验验证，最后得出结论。这个结论要非常慎重，因为产品已经到了发射场。大家在讨论当中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插头是双点双线，过去神舟一号、二号都用过，而且也都成功了，发射是有保障的。插头是最基础的东西，产品在生产的时候是最早安装上去的，如果在发射场就进行拆换，条件不如工厂好，对产品本身和其他产品的影响确实非常大。

　　记者：做这个决策确实很难。

　　张：我们在每次决策当中，都要遵循一个原则：对问题必须要按照要求归零，严上加严。但是到了这个阶段，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首先要考虑问题本身对后面造成的影响。所以当时我在深圳参加活动还没有完，知道这个情况后就赶紧坐飞机到兰州。那时候已经是十月份了，在深圳还比较热，我们都穿短袖衬衣。到兰州后正在下雨，天很冷，就在机场现买了一件毛衣换上，连夜往这边赶。我记得当时正在修路，到处都是推起来的土堆，加上下雨天，到处都是泥巴，没有路了，晚上也看不清楚，挺危险的。当天我们赶到张掖，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赶进发射场。当时我心里确实很着急，一路上都在想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比较好。到发射场以后，我就赶紧组织专家和研制单位一起讨论，有的认为过去也是这么发射的，没问题；如果要换，可能会带来其他更大的影响。

　　记者：在现场听了这些意见，您是怎么考虑的？

　　张：我们当时想，从载人航天的要求来讲，飞船不能带这问题上天，既然地面已经发现了问题，况且我们还没有到最后非打不可的地步，就必须要把它解决好。后来大家在讨论当中，也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我们的分析都是依据整套科学的办法，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统一思想和提高载人意识的过程，所以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停下来拆换。我们到生产厂家，重新设计、重新投产，到发射场进行更换。整个任务进程停了三个多月，后来重新组织发射。通过这件事情，一方面把插头本身的问题解决了；另一方面，我们整个队伍对载人的意识、对质量的要求，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回头来看，这件事情还是处理得非常好。

　　记者：作为集团公司总经理，要处理的事务一定非常多，载人航天又是一部重头戏，您平时怎么处理这些事？

　　张：集团公司任务很多，除了载人航天，还有卫星工程和其他很多型号试验等等。载人航天方面，经过这几次任务的执行，我们主要组织飞船和火箭系统把可靠性以及各种方案做好，特别是要确保质量。另外，在这个工作当中，第一要把整个队伍带起来。因为我们不光是具体从事火箭或者飞船单方面的工作，要让大家树立起载人的意识，这个意识是按高标准完成工作的重要保证，按严格的工作程序办事。载人意识主要体现在万无一失，一丝不苟，要改变我们过去打卫星的做法。打卫星允许出事，打商业卫星还可以买保险，失败了可以索赔，出了问题也可以回头再解决。但是载人必须要保证航天员绝对安全。美国、前苏联航天员都出过事，特别是今年。载人的风险和高可靠性要求，所有从事这个事业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是主要的单位，必须要有这样的意识。第二个就是要建立一套适合于载人航天飞行产品设计的标准，就是我们的载人标准。随着产品研制的进程，特别是接近载人，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第三就是狠抓产品的质量。质量是保证产品性能、保证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包括设计质量、生产质量、测试质量，更重要的是所有参与研制的人和单位，他们工作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产品。这方面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进行思想发动，制定严格的规定，组织专家评审等等，遇到问题以后，按照归零标准彻底归零。我们还有上千家外协配套单位，他们的产品质量也要抓好。确保一些比较薄弱的环节，比如电子元器件、软件，还有一些关键件、重要件，不出现引起灾难性后果的质量问题。同时，我们作为搞设计、搞工程研制的单位，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通过这么重大的任务和工程，要培养和带出一支队伍来，特别是能够承担将来航天事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作风，热爱事业，能够克服困难，勇于攻关的队伍。江主席讲我们航天科技队伍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队伍，我们真正要把每个同志，特别是关键的、骨干的同志要培养成这样的人才。这也是我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记者：您是我国最年轻的中央委员，肩挑的却是我国最难的航天事业，一定有很大的压力。

　　张：航天应该这么看，技术本身风险比较大，但是航天技术能够作为最先进的领域之一，它对今后科技的发展，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作用很大。从事航天事业，我们感到很自豪，有很强的荣誉感。航天这个行业充满了挑战，这是别的行业所没有的。我们在把事情干好的同时，对我们个人的成长、性格以及面对风险和攻克技术难关的素质和品质都是一个磨练的过程，很多行业没有这样的感受和条件。航天事业永远是未来需要的一种探求，不仅仅是地球本身，也不仅仅是外层空间，还要向外发展。从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从今后人类探索更深更广的宇宙空间，从军事发展来看，航天技术都是不可替代的，国民经济、老百姓生活都是离不开的，它给大家带来很多方便和好处，比如气象探测、海洋，广播通信，等等。我们的压力主要在这方面，就是感觉到我们的工作离航天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去做。载人航天是其中的一部分，实现载人航天飞行，能使我们的综合技术上一个大的台阶。

　　记者：这些年社会环境改变很大，集团公司是不是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张：现在整个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很快，我们从事的航天事业的环境也在改变。要尽快适应这个环境，整个集团公司要转型。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事情不太适应，外部调整还没有完全理顺关系。在转型期间搞载人航天，压力也很大。

　　记者：转型主要是和社会环境挂钩。

　　张：转型期间，我国的基础工业，像电子元器件，他们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的产品数量很少，要求又高，经济效益不是很显著，要保障我们这边，调整起来难度比较大。另外，人员选择性也很多，现在都是市场经济，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我们既不是完全过去的那种模式，也不是像美国、欧洲那样的模式。怎么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通过这样的工程，按新的要求建立一支新的队伍，这个任务也很重。转型期间的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加快我们的事业前进的脚步，加大改革调整的力度，用发展的办法、前进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尽快缩小航天事业的发展跟国家和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之间的差距。

　　记者：从神舟一号到现在，几乎每次都有进退两难的事情难以决策。这次飞船进场之前决定改进返回舱座椅的缓冲机构，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张：我作为具体负责这个事情的领导，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我们原来有一套拉刀式的缓冲机构，经过五、六年的研制，基本上能够实现一定的要求。正常情况下开伞，反推发动机点火，座椅都能保证进一步缓冲，没有问题。现在考虑万一几个反推发动机不点火的情况下，有一些指标就超了。我们要保证在一度故障或者出现一些其他意外的情况下，保证航天员的安全，这对原来的缓冲机构有困难。五月份在北京做反推发动机不点火试验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指标有点超了，那时候正好是非典时期，好多工作开展都不便。其实早期五院的同志们一直在考虑改进的方案，但是感觉要做大量的工作，按照正常的程序，参数选择、方案的验证等等都要做很多试验，不说要多少年，但至少要十几个月，一年多时间。五月份出现这个问题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汇报，工程领导都高度重视。我们千方百计想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矛盾就在于：飞船研制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了，产品质量很好，状态很协调，很稳定，如果要采取改进的方法，停下来拆换，等于是走回去了，对飞船的破坏是很大的。后来我们经过分析认为，要保证反推发动机不出现不点火情况的可能性是很大很大的；如果万一出现的话，通过现在这套系统，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

　　记者：当时主要是时间问题。

　　张：对。这件事最后是在7月底才定的。那时候飞船马上安排进场了，到底走不走？因为今年我们要发射，如果明年打，就没有问题，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研制解决。当时有很大的矛盾和争论：如果明年打，整个飞船停下来重新拆，重新更换状态，对现在的产品状态会有影响，已经协调好的东西都要重新调整。如果就这么走下去，有人担心万一发动机不点火，超标后航天员受到损伤，这样矛盾就很突出。

　　记者：如果要上新系统，必须一个半月的时间内把它研制出来。

　　张：上新的方案，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拿出来，按过去研制的要求和程序，这个计划是排不出来的，必须按照特事特办的要求突破。所以我们和工程领导翻来覆去讨论，还有和五院具体研制这个工作的同志们谈，感觉到有这个可能性。总装李继耐部长也为此花了大量的心血，他还专门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又仔仔细细地向他汇报了一下，大家商量，最后提出来分步决策：一方面家里面抓紧时间研制；另一方面飞船先进场测试。

　　记者：这么短的时间拿出新产品，当时你们有多大的把握？

　　张：我们预期在一两个月之内能搞出个东西来，能够比原来的产品有进一步提高。有这个目标，就下定决心研制，还要保证在发射场能够更换。我们的工作计划定了以后，具体的研制单位都很支持，因为有的单位不是我们集团公司的，像兵器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清华大学等等。大家都非常支持，组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研制攻关小组，每天的工作量很大，正好又是天气最热的时候。所以说江主席说我们这支队伍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队伍，就体现在这个时候。从试验结果来看，新的缓冲装置比原来的产品有提高，安装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也能够实现，没什么问题。我们跟工人师傅也谈了，他们都说都能解决。

　　记者：当时有没有人持反对意见？

　　张：有不同认识。一直到现在还有人持不同看法，所以决定这件事，比当时神舟一号、三号飞船开大底的事情难度还要大。因为那时候是飞船本身出现了质量问题，而这次是要改善一些功能。但是确定下来之后，我们这支队伍的执行力很强，攻关能力也非常强。

　　记者：您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张：这次载人航天飞行，主要在于首次。第一次干，虽然经过了很多努力，但是天地之间毕竟有差异，地面上做得可以了，不知道上天以后会怎么样。另外我们考核的次数还不太多，有些东西还要通过第一次来检验。所以不管是发射载人，还是别的东西，第一次干的时候总是充满了风险，有一定的危险性，这对我们压力很大。第一次是别人都没有干过的，这又是一个挑战。所以风险也好，压力也好，都没有要去战胜它、解决它的那种挑战给你带来的激情和动力那么大。所以我们的压力就是把第一次打好，还要把今后第二步、第三步带出来。如果第一次没有做好，有什么闪失，会影响到后面的发展。

　　记者：您会不会很怕失败？

　　张：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去实现成功，这是我们追求的，也是我们所干的事业。但是风险确实是有的。我们不管是卫星发射，还是其他各种试验，都有同样的问题和可能性。像我们这样负责一个大的领域，又具体从事火箭、飞船研制的单位，应该有这种风险意识。特别是作为领导，在考虑确保成功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处理危机和风险。

　　记者：首次载人飞船马上要发射了，您现在还有没有放心不下的事？

　　张：也有，主要是人的问题。这次发射场出现插头差错时，我正好在执行完另一个重大发射任务。原来我准备在飞船转场之前才过来的，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我有些担心，就过来了。我说这次来不是给大家过中秋节的，主要是怕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有什么不妥。因为大家都追求完美，希望这次载人首飞实现零故障零差错。但是问题既然出来了，我感觉我们的工作还有漏洞，特别是各系统一线岗位的指挥人员和具体工作人员，需要跟大家谈一谈，保证下一步工作中不再出现这个问题。我来了之后，听了总师总指挥的一些汇报，又找岗位一线的人员开会座谈，把各个系统岗位的指挥和具体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听听大家的做法。我走之前又跟几个总师总指挥交待，要鼓励一线操作的同志、管理岗位的同志总结经验教训，严格按照规章程序办，提高必胜的信心，确保后续的工作中不再出现类似问题，确保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