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建平

　　我国的腐败官员外逃方式有很多种，有持本人护照，打着出国考察的招牌冠冕堂皇地“出访”到国外，有利用假护照、假签证“混”出境的，有躲在车厢、船里偷渡出去的，也有亡命之徒游泳流窜出海的。这些腐败官员的不义之财“出境”方式也不同。一部分是通过虚假海外投资，或外贸合同，将大额非法资金打着政府款的旗号流出境，也有的腐败官员利用子女、家属、亲戚在国外的便利，将赃款带过去，也有的直接在国外受贿，境外的行贿人就将赃款直接存入受贿人的账下。现在金融业已经全球化、电子化，一些腐败分子通过网络可以直接把钱存入国外的账号里，况且中国的银行在海外都有分设机构、分支的代表处等，这些都为犯罪分子转移资金提供了通道。

　　目前，还没有行之有效的追回赃款的途径。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91条设立了洗钱罪，其“上游犯罪”的界定主要指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走私犯罪，没有把由于腐败官员贪污受贿、侵占或挪用公款得到的不义之财廓在其中，让很多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涉及跨国犯罪的就更少了。

　　长期以来，国家对跨国犯罪这一块不熟悉，关注得也不够。虽然司法部设有外事与司法合作司，但一直都停留在迎来送往的表层活动上。现在的状况有所改变，在与国际社会进行刑事司法协助时，对于不法资产的扣押、没收、转移及犯罪分子的引渡开始重视起来。

　　我国在处理跨国犯罪时对国际合作的忽视，还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在起作用。传统的观念是，跨国合作就会涉及到国家的主权问题。由于中国和很多国家在制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签署这方面跨国协议的对象比较狭窄，只限于一些小国、弱国，也仅限于双边机制，这就导致追回赃款的效率比较低。如果没有和贪官逃向国签署引渡协定，就根本没有办法实施引渡。我国的刑法系统于2000年12月28日通过了《引渡法》，这在刑事法律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1994年，中国与泰国签订了引渡条约。这是中国与他国签订的第一个引渡条约。到目前为止，中国已与40个国家签订了56个司法协助、引渡和移交被引渡人条约。

　　我国已经批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及积极促成《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定案表明，我国的反腐败事业正在更多地加强多边合作。上世纪90年代，我国计划制定《反贪污、受贿法》，却无果而终。现在，由联合国起草的《联合国反腐败条约》，刚好补充了国内法这方面的缺失，让执法人在打击、惩治腐败犯罪时进一步有法可依，从这个意义上讲，签署这样一个公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很有意义。

　　现在，我国刑法制度面临的最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如何在公约的实施、遵循中正确对待国家主权等政治问题。现在法律界的一个难点、也是热点话题就是如何“国际法国内法化”，国家一旦加入了一个国际公约，这个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一部分，就自动生效，协约国就必须遵守。在这方面，欧盟的成员国在处理本国法律与欧盟法律间关系的方式，值得借鉴。

　　在我国，由于某些原因，国内法律在实施当中都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公约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协议，其约束力就会更小。业内人士通常戏称国际法为“软法”、“弱法”，政府若想在打击跨国犯罪及惩处腐败分子上大有成效的话，就必须改变观念，在主权范围内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并成立专门机构，让国际法执行过程变“硬”、变“强”。在国际上，美国、法国为了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协调关系，率先在自己驻外大使馆设立警卫处、法务处，专职处理引渡等法律事务。据悉，英国、德国也准备效仿。希望我国早日做出此类举措，为以后处理这方面的事务带来方便。

　　当然，从技术层面上讲，要使这些公约真正促进国内的反腐败事业，必须完善我国的立法制度，有关反腐、贿赂犯罪的法律条文需要适时修改。在引渡、刑事司法上要加强与国外的合作，例如要完善、加强引渡中的信息、情报的互换交流，案件的通报、证据的移交，涉案人员的诉讼，及财产的扣押、封存等一条龙的办案过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刑法学协会副秘书长兼执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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