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仲伟志／文(一)

　　它迟早要来。2003年9月26日，在慕尼黑郊外的德国航空航天研究中心，当我询问Hanna Tann博士对“神舟五号”的评价时，这位科学家的回答与《波士顿环球报》的立场十分相似。

　　就在记者访问德国航空航天研究中心两天以后，即9月28日，阿利亚娜5型火箭携带欧洲宇航局的第一个月球探测器“智慧一号”以及另外两颗商业卫星在库鲁航天中心升空。而在6月份，他们还成功发射了“火星快车”探测器。

　　与斯坦利·库伯利克的著名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神秘而美丽的飞行相比，“火星快车”和“智慧一号”中都没有那位比加加林更伟大的船长。而“神舟五号”则不同，尽管这只是一次近地太空的短暂飞行，尽管这次飞行已经落后前苏联第一次载人太空飞行42年之久，对于中国人来说，它却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

　　1860年的10月15日，英法联军闯入北京圆明园。半个世纪前的10月15日，我们仅仅能够为武汉长江大桥的通车欢呼雀跃。而在2003年10月15日，中国已经成为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第三个将人送入太空的国家。中国用了整整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追赶先进世界。

　　现在，我们乐于听到这样的说法：人才济济的欧洲至今尚未做到载人太空飞行，经济实力居全球第二的日本更是望尘莫及——即便“火星快车”和“智慧一号”的升空行动可能需要更雄厚的实力。

　　其实，每当这种时刻，我们更需要“睁眼向洋看世界”。我们应该看到，前苏联的太空站遗产依然在为长期载人航天科学活动服务，而美国的航天飞机则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重复使用，建立了航天器与运载器相结合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如同中科院院士刘振兴所言，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的运载技术，但我们的空间科学探测却比较落后，“中国应该说是一个空间大国，但还不是一个空间强国”。

　　甚至很少有人去关心这样的信息——日本在7月份对自己的试验版航天飞机进行了测试飞行；印度于8月份宣布计划在2008年实施无人月球探测计划。它们同样“迟早要来”。此外，巴西、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也开始关注星空。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国外军事与战略专家似乎更关心中国的载人航天。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马克·雷曼博士(Dr. Marc D. Rayman)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探测和利用太空正在成为真正的全球化事业”，“太空不再是少数第一世界国家的独有领域。现在，利用太空已经成为一项国际化、其中包含与其他商业领域相同的经济竞争。”雷恩博士认为，其他国家很久以来都有自己的太空计划，但没有引起美国的足够重视——例如到1970年，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英国、中国和日本都已经自己开发成功人造卫星，并且多数都通过自己的火箭发射升空。

　　“任何太空探索的成功都是人类共同的胜利。”Hanna Tann博士对我说。(二)

　　所有人都会认同这位德国科学家的观点：无论是哪一个国家获得荣耀，任何太空探索的成功都是人类共同的胜利。所以，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以外交辞令欢迎中国人进入太空。但与此同时，太空竞赛也一直被视为冷战时代的产物。所以，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国不会参加任何形式的太空军备竞赛，但在布什政府内，中国的载人航天飞行难免被一些战略学家当作对美国太空资源乃至整个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例证。

　　中国认为，一个国家对于世界和平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的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但美国政治家和战略家有着世界上最坚定的冷战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根植于美国的源自于清教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进攻性文化土壤之中。所以，当中国在太空领域向美国的垄断地位发起挑战的时候，传统大国政治的逻辑似乎重新显现出来。

　　他们中已经有人表示，应该接受中国人带来的挑战，就像苏联在1960年代迫使美国向月球迈步一样。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希恩·欧克非认为，美国现在必须倾力奔跑，应该在太空领域采取更大胆的步伐，包括发展核动力宇航飞船，以确保在世界第二次太空竞赛中领先。

　　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已经在筹划太空作战的行动战略。前不久，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美国史瑞沃空军基地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间作战演习，演习假想时间是发生在2017年，蓝军(美国)对付被称为“重要空间对手”的红军。在冷战期间，类似的军事作战模拟总是将苏联作为假想敌，但是这一次根据各种假想策划，他们普遍认为“红军”就是中国。

　　美国人对全球格局的基本思考是：21世纪西方文明仍然面对一个动荡和敌意的非西方世界的挑战，中国的发展尤其值得忧虑；中国与美国价值观与社会制度格格不入，并为美国公众所排斥，对人权的理解成为两国关系的极大困扰；更重要的是，一些美国人并不认同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所以，美国反对接触而主张及早遏制中国的大有人在。

　　美国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曾经推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或许是二十年内，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当今全球力量结构的变化，必将导致大国安全竞争加剧，甚至爆发大国间的战争，最可能的冲突将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

　　按照美国战略学界的这种“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无论中国政府如何澄清，“神舟五号”都将被看作是中美之间大国权力竞争的一种新模式的起点。而在约翰·米尔斯海默看来，“大国主要是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具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常规战的能力。”

　　在我们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市民社会、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将把世界引领到共同发展的轨道中的时候，美国的国际政治策略却一直被悲观的现实主义理论控制，世界历史也一直处于一种令人不安的循环之中。那么，在这样的似乎不可避免的国际关系怪圈中，作为一个要力争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对中美关系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传统的世界战争与和平逻辑，威慑与反威慑的大国关系，在“9·１1”之后似乎出现了新的变化。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那么，在这个机遇期当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策略？

　　我们的智慧必须超越历史的无奈与灰暗。我们必须避免一个大国在太空冷战中被美国拖垮的前车之鉴。在世界秩序的重塑当中，中国与美国如何相处，如何在大国博弈中全面发展自己，如何在经济相互依赖中创造长久和平，将是一个重大命题。(三)

　　令人遗憾的是，每临大事，那些严肃的、成熟的思想家就往往缺席。我们缺少约翰·米尔斯海默这样的战略学家，我们的国际关系学界不能为政治家、外交家和公民展示国际关系在新世纪的可能发展前景以及我们政策的选择余地。非理性学说与行为在极大的空间里取代着严肃的学术探讨。于是，与中国政府的理性姿态有所不同，在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中间，民间也衍生出一些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至于网站的BBS中充斥着大量用“神舟五号”消灭日本或美国的言论。

　　更重要的是，这种普遍的极端话语方式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个不尊重世界主流价值的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必然被猜忌甚至被围追堵截，从而会丧失更大的发展空间。

　　“神舟五号”的成功发射显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迅猛发展，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科研能力到达了一个新境界，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民族自信心、凝聚国民向心力有着积极作用。但是，中国要真正走向现代化国家，不仅要加入太空俱乐部，还要尊重世界主流价值观，在教育、廉洁、产权制度、社会公正等社会发展指标方面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记得在当选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说，中国的三个核心问题是农村问题、就业和贫困人口问题、东西部地区差距问题。这曾经使得那些从三更叫到五更的平民知识分子欣喜若狂，也使那些坚持非均衡发展思路的精英学者心中忐忑。但是无论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中国必须以整个人类文明体系为坐标寻找自己和他人的位置。

　　这是使中国真正强大的必由之路，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找回中国的光荣与尊严，才能使中国更加理性地飞行。从这个层面来说，关注在“神舟五号”发射前一天闭幕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意义可能更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