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杰

　　20世纪80年代以后，“追星”现象在我国逐渐萌生，当“追星”者被以“族”来加以描述的时候，说明这种现象的规模及其影响力正在凸显出来。但是，“追星”现象引发社会关注的起因还在于1993年初由南京电视台和南京广播电影电视报共同举办的青少年心目中的“十大青春偶像”评选活动的结果。在近3000名青少年评出的“偶像”当中，有9名都是港台流行歌星，雷锋则是入选者中唯一的非歌星和内地人士，以107票位居第五。此结果一经公布，社会舆论骤起。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大众媒介上群星闪耀，“追星”热一浪高过一浪，致使某些偏激化事件及其更直观的消极后果常常出现，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和人们的极大忧虑。例如媒体上常常见到这样的报道，某些青少年因迷恋某明星而痴狂，以致于耽误了学业、花费了家中的钱财、出现了心理问题，甚至有极端者上演轻生的悲剧……

　　要求对“追星”现象给予重视并提供正确引导是社会的一致呼声。然而，首先对“追星”现象作出科学的认识，却是进行一切建设性导向工作的前提。

　　引发“追星”象的复合性动因

　　“追星”热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尤其是作为青年中的一种流行时尚，它的出现与蔓延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文化氛围、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等方面的一系列动因。

　　开放社会里一个明星时代的来临。随着社会环境不断开放，文化氛围逐渐宽松，人们精神需求日趋多样。尤其是由于社会行业类型和职业种类的扩充以及个人发展机会的增多，为各个领域中新星辈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平台。而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则为明星们的星光闪烁，制造了独特的“天空”。特别是在影视、音乐、体育等颇具大众文化性质的领域，祖国内地的明星频频诞生，港台的明星争相“登陆”，他们“一朝成名”，家喻户晓，由此形成了比其他领域的明星强大得多的轰动效应和名气资本。总之，一个明星时代的来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群星闪亮登场的基础条件。

　　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效应。世界发展的经验表明，世俗化代表了现代化起飞阶段一个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特征。世俗化的核心内涵可以理解为一种强烈的现世取向，社会心态上表现为充分地肯定当下生活、肯定感官享受、肯定大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世俗化的影响力促使社会中整个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小康社会的来临，随着消费文化正在以多少有些急促的步伐匆匆登上日常生活的前台，世俗化正全面地展开着自身的内涵与形式，于是，就社会文化的整个格局而言，呈现出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理性文化的领域在逐渐缩小，而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感性文化的地盘在日益扩大的态势。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变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了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这种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动取向。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这样的深刻变化：从注重集体向关注个体转变，由崇尚理想向重视利益转变，从强调节俭向尊重享受转变。这种价值观念变化使人们精神世界的偶像类型表现为：从崇拜政治型偶像、道德型偶像、神圣型偶像向崇拜成就型偶像、生活型偶像、个性化偶像的方向转变。这正是那些气质迷人、有所成就、富于情趣的明星受到当今青年青睐的重要原因。

　　传媒社会中大众文化的扩张。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与广泛普及，营造了一种媒体社会，带来了一个传媒时代。大众文化就是借助于大众传媒进行扩张的。大众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它的愉悦性、感受性、消费性。而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其运行机制必然遵循市场规律，商品化则成为大众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尤其是当它与高科技媒体相结合的时候，便会更充分地展现出这些特征。大众文化的大行其道往往得益于消费主义的推动，科技创新所带动的传媒发展、尤其是电视的普及所带来的广告攻势，对消费主义的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消费主义成为了大众文化的“天然燃料”。

　　青春期的偶像崇拜心理与自居作用。在青少年时期，伴随生理发育的日渐成熟，个体的心理和社会性开始趋于成熟，但又处于尚未完全成熟的人生发展阶段。强烈的偶像崇拜心理是这一时期人们的突出特征。偶像崇拜是通过心理上的自居作用来达成的，那些被崇拜的明星，往往被青少年当作他们人生发展的楷模、参照系以及心灵的一种寄托。当代流行文化明星们所表现的特征——靓丽的外表、潇洒的风度、事业的成功、社会知名度、丰厚的收入、优越的生活条件等等，都会强烈地吸引着青春期青少年，明星的作品如歌曲等，能够不同程度地对青少年起到特有的共鸣、宽慰、激励、引导、娱乐乃至宣泄作用，从而形成“爱屋及乌”的效应。

　　建构对“追星”现象的合理导向机制

　　“追星”现象，对于一个个体而言是一种青春期的独有现象，而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却是一种复合性现象，换言之，“追星”现象是社会发展、文化氛围、价值心态与青年特点这几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是开放社会、现代社会的必然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它确实对社会、对青年带来了消极影响。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从诸种因素的角度来建构将“追星”现象导向更具合理性方向的现实机制。

　　重新定位卓有成效的教育榜样。榜样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然而，榜样教育的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追星”热从另外一种角度所提供的启示在于：对于社会中的榜样教育，尤其是对于青年人进行的榜样教育，榜样的吸引力与其所具有的现实感、所内涵的人本化、所表现的青年性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因此，应努力为青年树立诸多符合他们身心发展特点、体现新时代风貌、展示先进观念的新型榜样。

　　强化大众传媒中的社会效益取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媒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难免会寻求新闻效应，渲染名人轶事，尤其是对当红明星的捕风捉影。如果这种倾向被偏激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媒体与其应有的社会效益的距离扩大、甚至抵触。因此，媒体必须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社会正确导向为前提，这一常识必须成为新闻界更广泛的社会自觉。

　　努力促进合理的社会文化结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感性文化的日益盛行，决不意味着这种情势是一种合理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一种充满生机的文化体系应该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它应该能够兼容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具体而言，应该是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感性文化与理性文化、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特别需要着力弘扬精英文化、理性文化、高雅文化。合理的文化结构将会直接促进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建。

　　公众人物应该自觉管理好名气资本。明星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不同于一般人的最重要特点莫过于，他或她拥有社会知名度这种重要资本，我们可称之为“名气资本”。这种东西在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现实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公众人物的言行对社会风尚所产生的影响要比成百上千个普通人的作用大得多。不言而喻，公众人物的道德修养及自律水平的高低，或者说，明星对其名气资本的管理与运用的合理程度，将会极大地影响社会风气，尤其是青年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塑造。所以，明星应提高社会意识，加强道德修养，管理好自己的名气资本，而不要滥用社会所给予你的一切。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