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朝飞天梦终圆——记“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17日16:16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0月17日电 10月16日，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千年飞天梦。人们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并未忘记一位德高望重的功勋科学家——钱学森。

　　有北京媒体举行的一项题为“2003公民的科学印象”的调查中，钱学森位列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第五名，紧随居里夫人之后，同时也是这5位科学大师中惟一健在的

当代科学家。

　　钱学森(1911-)，浙江省杭州市人，男，中共党员，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翌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

　　1955年钱学森冲突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中国。1956年他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10月任该院院长。此后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人们誉为“中国航天之父”。

　　今天的上海《文汇报》更以大版篇幅刊载了著名作家叶永烈为钱学森院士撰写的长篇人物通讯——《梦圆飞天》。本网全文转载如下：

　　梦圆飞天

　　作者：叶永烈

　　金秋十月，从浩瀚无垠的太空，传来中国人进军的脚步声。千年敦煌飞天之梦，终于在今朝化为现实。

　　在炎黄子孙欢呼雀跃之际，在北京，一位九十有二的耄耋长者坐在病榻上，目光久久地注视着正对面书架上的“神舟号”飞船模型，眼角皱起了鱼尾纹，舒心地笑了，甜甜地笑了。

　　他，便是有着“中国航天之父”美誉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今年国庆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看望的第一位归国知识分子便是钱学森。

　　钱学森一生有过激动的“三笑”。

　　头一回是在1955年10月8日，他经过五年的坚持与斗争，终于从美国回到祖国母亲温馨的怀抱，过度的喜悦使他热泪盈眶。美国当局当时千方百计阻挠他返回新中国，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理由”，而五角大楼海军副部长金贝尔(DanA.Kimbeel)所说的一句话，可谓“高度概括”之语：“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抵得上三到五个师的兵力！”然而由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过问，在中美华沙谈判桌上，美国政府代表这才不得不同意让这位杰出的导弹专家回到新中国。其实，钱学森的价值远远超过五个师。他回国后才五年，在他的主持下，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就顺利升空，意味着中国朝着国防现代化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第二次开怀大笑，是在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在他回国后的第十个年头，即1965年1月，他向中央提出人造卫星研制计划，这一重要计划也就因此被命名为“651工程”。

　　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下，只用了五年时间，就成功地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中国从此敲开了太空的大门。

　　他第三次心花怒放，便是在如今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昂首阔步太空之际。企盼了多少年，这一闪光的时刻，终于在他有生之年到来。

　　我有幸近距离目击这位中国“航天元帅”的风采。那是在1979年2月23日，我忽然接到他的秘书柳鸣的电话，说是他来到上海，约我一谈。事情的起因是我当时担任《向宇宙进军》一片的导演，这是一部一个半小时的影片，共分三辑，我把拍摄提纲寄往主管部门——国防科委以及第七机械工业部审查，没想到当时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钱学森亲自看了拍摄提纲，乘来沪之际跟我谈谈他的意见。当天晚上，我如约前往上海延安饭店。柳鸣领着我来到楼上一间会客室，我刚坐定，穿着一身军装的钱学森就来了。他摘下军帽，露出宽广丰满而白净细嫩的天庭，书生气质。一双眼睛，射出睿智的目光。虽说他出生在上海，由于三岁时便随父亲前往北京，所以满口京腔。他谦逊地自称“笨人”，“对艺术外行”，却对影片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

　　钱学森说，影片的开头应该表现中国古代对太空的美好幻想：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立轴上的月亮、太阳、神仙，到嫦娥奔月神话、敦煌飞天壁画。在历数古人的飞天之梦时，钱学森还建议，这一组镜头最好以古筝配上中国古典乐曲……其实，渊博的钱学森对艺术十分在行，尤其是音乐。他当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时，曾是校乐队的主力圆号手，何况他的夫人蒋英是留学奥地利、德国的女高音声乐家。

　　钱学森告诉我，“航天”一词是他首创。他把人类在大气层之外的飞行活动称为“航天”，是从航海、航空“推理”而成的。他说，最初是从毛泽东主席的诗句“巡天遥看一千河”中得到启示。他还提出了“航宇”一词，亦即“星际航行”，他在《星际航行概论》一书中详尽地论述了行星之间以至恒星之间的飞行。如今，如果说“航宇”一词对于普通百姓还有点陌生的话，“航天”一词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我当时最感棘手的是影片的第三辑《载人航天》。虽然我知道中国早在一九七一年就开始秘密选拔宇航员(亦即航天员)，但航天训练基地是处于严格保密的所在，无法进去拍摄，所以我只能准备采用美国和苏联的载人航天电影资料。出乎意外的是，钱学森说，那个航天训练基地属于国防科委主管，他支持我们前去拍摄。钱学森一锤定音。一个多月之后，我就率摄制组进入中国航天训练基地，在那里拍摄了半个月。这部《载人航天》影片，记录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艰难历程。

　　钱学森非常健谈，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从那以后，我与钱学森有了多次交往，有时在北京国防部他的办公室，有时在他家中。每一回去北京送审影片，他总是亲自看，一边看一边谈意见，而我则坐在他的旁边作详细记录。

　　时隔二十多个春秋，在中国即将奏响太空凯歌的前夕，我又一次前往北京那个门口竖着“军事禁区”牌子的大院，手持铜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通行证”，来到钱学森办公室。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的椅子空着。由于双腿行动不便，钱学森已经很久没有坐在那张椅子上。接待我的是他的老秘书涂元季以及两位年轻的秘书。涂秘书在钱学森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现在就连他也皓首飞霜。跟涂秘书聊天，是一种享受，他在不经意之中，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钱学森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我的新著《飞天梦》里，打算选用钱学森与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的一帧合影。这张照片，引出了涂秘书的话题。他说，有人曾经在文章中这么讲起这帧照片的来历：毛主席宴请钱学森，而钱学森来晚了，一见面就连声向毛主席道歉，因为他工作实在太忙。涂秘书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钱学森向来守时，凡是出席会议，总要提前几分钟到达，从不迟到，更何况是毛主席宴请，钱学森怎么可能迟到？！其实，这张照片是在钱学森回国后三个多月拍摄的。那是在1956年2月，全国政协举行二届二次会议。毛泽东主席宴请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森收到了大会的请柬，上面写着他的席位在第37桌。到了宴会厅，钱学森在第37桌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牌。这时，工作人员领着他来到第一桌，在紧挨毛泽东座位的右面——第一贵宾的位置，写着钱学森的大名！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了第一桌。那张照片，就是在宴会上拍摄的。钱学森回国才三个来月，就被毛泽东如此看重，表明新中国的领袖深知钱学森的不凡。半个月后，钱学森就向国务院郑重递交了《建立我国国防工业意见书》，最先为我国火箭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关键性的实施方案。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总是称钱学森为“钱副主任”，因为当时他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也有人喊他“钱副部长”，因为他也是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据说，钱学森喜欢“副”职。他的一生，担任过一连串的副职，从“副主任”、“副部长”到“副主席”。其实，1956年10月，当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成立之际，钱学森被任命为首任院长。然而，不久之后，他却主动要求当副院长。这是因为担任院长要花费很多精力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而他希望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领导上终于同意他担任“副”职的请求，派了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当院长。通常，人们视副职转正为仕途升迁，而钱学森反过来从正转副，只求有利于工作。此外，他不参加剪彩仪式、鉴定会、开幕庆典，也不为人题词、写序，不兼任任何顾问、名誉顾问之类荣誉性职务。

　　在涂秘书那里，我见到一帧钱学森与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合影，他俩喜笑颜开，谈得眉飞色舞。钱学森怎么会跟侯宝林如此“亲密接触”？这不光是因为钱学森小时候喜欢到北京天桥听侯宝林说相声，而且还有一番外人莫晓的内情：那是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周恩来总理来到湖南长沙，向毛泽东主席请示工作。他递交了四届人大代表名单。这时，病中的毛泽东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周恩来一查，钱学森在“文革”中是保护对象，所以仍在人大代表名单之中，而侯宝林则还被关在“牛棚”里呢。于是，急急下令解放侯宝林。后来，钱学森与侯宝林在人大会堂喜相逢，彼此都心知肚明是毛泽东主席“点名”予以特别关照的两个人，所以才会那样谈笑风生。

　　钱学森深厚的科学功底，令“两弹一星”系统的科技人员打心底里佩服。几度在发射现场发生重大疑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钱学森作为主帅力排众议，作出果断而准确的决定。事实三番五次证明，钱学森的结论是正确的，他带领科技人员走出困境，闯过难关。很多人除了敬佩钱学森的天才之外，不明白钱学森为什么在科学上能够有一双洞察迷雾的火眼金睛？1993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才使许多人明白钱学森学问的来历。那是钱学森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哲敏从美国回来时，带回重达八十多磅的钱学森手稿。这批手稿是钱学森在1955年离开美国时不便于带走而留在美国的。美国友人马勃教授知道这是钱学森心血的结晶，精心加以保护。直到马勃教授要退休了，仍挂念着这批无价的瑰宝。他决定完璧归赵。除了交由郑哲敏带回一部分之外，马勃教授还亲自把余下的手稿送到中国。这样，总数达一万五千多页的钱学森手稿，展现在中国科技人员面前。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全部文稿用英文端端正正书写，字迹娟秀，简直是一页页艺术品。手稿分门别类装在一个个牛皮纸大信封里，有条有理。这些手稿，涉及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工程科学、物理力学等方方面面。如此众多的手稿，无声地说明了钱学森那广博深邃的学问是怎么得来的。

　　钱学森一丝不苟，对于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能够受到钱学森的表扬是不容易的。酒泉导弹发射基地的一位新战士，却受到了钱学森的表彰。这位新战士发现弹体内有一根大约五毫米长的小白毛，担心因此造成通电接触不良，就用镊子夹，细铁丝挑，都未能取出小白毛。最后，战士用一根猪鬃终于挑出了小白毛。钱学森把这根小白毛小心翼翼包起来，带回北京，希望“两弹一星”系统的科研人员都向那位新战士学习。曾经在钱学森手下工作多年、后来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回忆说，他最初当参谋的时候，受到钱学森的一次表扬。那是因为钱学森看到他总是随身带着工作笔记本，随时进行记录。钱学森的表扬，使伍绍祖从此一直保持这一良好的工作习惯。

　　钱学森为中国航天事业奋斗了一辈子，今日飞天梦圆。在锣鼓喧天的欢腾时刻，我不由得记起他出自肺腑的一句话：“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各种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来源：上海《文汇报》、作者：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