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经历飞船与飞机之争 92年为决定性年份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19日00:49 北京娱乐信报

原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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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空间站

　　1992年，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在一份绝密报告上画了几个圈。这份报告是一张飞天之梦的蓝图，那是9月里的一个白天。“白日做梦”似是不可能的事，但十几年后，飞天之梦竟然真的化作了辉煌的现实。　　　　

　　20世纪60年代中国曾造“曙光”号飞船　　

　　如果不是这条爆炸性新闻，1961年4月12日会很快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收音机里塔斯社的新闻大声地发布着：“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把世界上第一艘宇宙飞船‘东方号’发射到地球轨道上，‘东方号’上的宇航员是苏联公民、飞行员尤里·阿里克谢耶维奇·加加林少校……”　　

　　不能说前苏联的载人航天对中国没有触动，中国老一代革命家是高瞻远瞩的。　　

　　早在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前一年——1956年10月8日，在北京的一所军队疗养院里，中国就秘密组建了一个研究院，由科技泰斗钱学森当院长，并聚集了一大批科技精英，这个研究院的名字叫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老五院)，代号0038部队。它的神圣任务就是攻克远程导弹技术难关。1960年11月5日，前苏联专家撤走的第83天，中国地平线上飞起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1059”，报告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第一个霞光万道的黎明。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火箭成功地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了太空。此时，比前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时间晚了将近13年，比加加林上天的日子晚了9年。　　

　　屈指算来，前苏联于1957年10月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不到4年，1961年4月他们就放飞了太空使者。美国于1958年2月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整整4年后的1962年2月，他们也把宇航员格伦送上了太空。“4年时间”，多么诱人的进度！它深深地触动和“勾引”着中国的科学家。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的第二年，一个乍暖还寒的4月间，在有全副武装军人把门的北京京西宾馆里，聚集了全国80多个单位的400多名专家学者。虽然大家都身着便衣，但保密的气氛却让人感到这里是在开什么军事会议。此时，专家学者们正在讨论着中国未来的飞船该是什么样。由于时值1971年4月，因此，飞船便有了一个代号：“714工程”。　　

　　代表们兴致勃勃地品尝了我国自己研制的航天食品：高热量的巧克力、压缩饼干和美味的鸡汤等。有一种牙膏状的食品名叫鸡蛋炒米饭，挤入口中还真有鸡蛋炒米饭的味道，这让专家们也感到了新奇。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714工程”还诞生了一个全尺寸的模型，它的名字非常动听，叫“曙光号”。“曙光号”是一个类似美国第二代飞船“双子星座号”的飞船，外形像个倒扣的大漏斗，由座舱和设备舱两大舱段组成，座舱里放置两把宇航员坐的弹射座椅。　　

　　客观地说，当时科学家们对中国飞船的选型是很有见地的。　　

　　1967年4月，前苏联的“联盟1号”出师未捷，飞船首次返回就因降落伞未打开，摔死了优秀的宇航员科马罗夫，这是人类载人航天历史上牺牲的第一位宇航员，“联盟号”也因此停飞了1年半。而“阿波罗号”是美国的登月飞船，中国初搞飞船便一步登月有些不切实际，所以，中国的飞船选型目标便指向了“双子星座号”。　　

　　美国“双子星座号”的研制始于1961年11月，结束于1966年11月，历时5年。共建造了12艘飞船，其中2艘不载人，10艘载人，全部获得成功。飞船每次乘坐2人，不仅实现了宇航员出舱太空行走，还实现了与另一艘飞船的对接和联合飞行，飞船的飞行时间也创纪录地达到了13天18小时。　　

　　但是由于当时国家的经济基础薄弱、科技水平低下，1975年中央决定“714”工程下马，“曙光一号”最终尘封在一张张的构思草图中。周恩来总理实事求是地专门就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讲了几条原则，其大意是：要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要搞国家建设急需的应用卫星。　　

　　自此，中国暂时停止了对载人航天的探索，而把精力和重点放在了各种类型的应用卫星方面，这一停就是10年。　　

　　是上飞船还是上航天飞机　　

　　20世纪80年代，又是一个世界强国划天为疆的“战国”时代。1984年1月，美国总统宣布要用10年的时间建造“自由号”大型空间站，前苏联正在秣马厉兵把永久性空间站——“和平号”推上太空，欧洲开始讨论研制“哥伦布”空间站和小型航天飞机，日本也在计划研制“希望号”航天飞机和大型运载火箭……在这场争夺空间优势的激烈竞争中，中国航天科学家坐不住了。　　

　　1986年初春，由著名科学家、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联名向中央上书而引发的著名的“863计划”，对中国的第二轮载人航天探索起到了直接的催产作用。“863计划”包括生物、航天、信息、先进防御、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7大领域、15个主题项目。航天技术是其中的第二大领域，简称为“863-2”领域。该领域要研究的是两大主题项目，一是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代号“863-204”；二是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代号“863-205”。　　

　　1988年的夏天十分炎热，载人航天的论证热度也达到了该揭锅的程度。7月20日至31日，北国冰城哈尔滨，“863-204”专家组筛选出的6个方案开始接受17位著名专家的评议。　　

　　在会议专家的评审打分表上，多用途飞船方案和小型航天飞机方案的得分非常接近，前者是83.69分，后者是84分。　　

　　“飞船方”认为，载人飞船既可搭乘宇航员，又可向空间站运输物资，还可作为空间站轨道救生艇用，且经费较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就安全可靠而言，飞船具有明显优势，飞船的结构相对简单，无需复杂的空气动力控制面，也没有着陆机构及相关装置；就成本而言，飞船生产成本低和生产周期短是不言而喻的；而航天飞机无论是造价还是维修费用以及发射场建设，都相当昂贵，且中国当时连支线飞机都造不了，根本不具备航天飞机生产的条件。　　

　　“航天飞机方”则认为，航天飞机集火箭、卫星、飞机的优点于一身，既能像火箭一样垂直发射，又能像卫星那样在太空轨道绕地球飞行，还能像飞机那样再入大气层滑翔着陆。无论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还是从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的性能方面看，它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的潮流，多次重复使用也是比较经济划算的；而飞船技术花费精力搞出来了，也迟早要被淘汰。　　

　　经过两年多的航天高技术概念研究，航天领域的专家们得出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应当从载人飞船起步，中国的飞船要一步跨入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　　

　　小平说，自己平生有两件未了之事　　

　　1989年，载人航天的议题似乎没有摆上国家最高层的议事日程。那么，再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呢？　　

　　航空航天部的领导有点坐不住了。眼瞧着前面有苏美在太空中不断翻着新花样的竞争，旁边的欧洲一下子揽走了航天商业发射市场的半壁江山，后有日本、印度、巴西拼命争抢本来应当属于我们的航天第四把交椅，如果国家对日后的发展战略不下决心、没有后续任务接茬的话，那些20世纪60年代参加工作的一大批技术骨干很快就到了退休年龄。　　

　　小平同志说，自己平生有两件事未了，一件是三峡工程，一件是载人航天。在小平同志的关心下，事情发展得非常迅速，1991年3月14日，航空航天部办公厅的保密电话响了，传来的是国务院秘书局的通知：“明天下3点至5点，李鹏总理要约见任新民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听汇报。”　　

　　任新民，即那位1985年就提出要搞载人航天的老专家，中国的“航天四老”之一，时任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一同前去的还有“863-204”专家组组长、载人飞船方案的重要参与者钱振业。　　

　　李鹏总理说：“今天主要是想听一听有关载人飞船方面的情况。主要有几个具体问题：1.先谈谈小型航天飞机和载人飞船，以及飞船可否利用‘长征二号E’运载火箭发射？2.载人航天工程要花多少钱？发展速度和投资有没有关系？”李鹏总理听后说：“看来我国在航天技术方面，已掌握了卫星发射技术、卫星定点技术和卫星返回技术。现在只剩下载人技术，这种技术我们也应当掌握。”1991年3月20日，航空航天部收到了中办秘书局转来的中央领导在《航空航天重大情况》上的批示。　　

　　此后，航空航天部领导责成部机关着手研究载人飞船工程的研制分工。从此，我国载人航天的工程论证工作进入了全面、紧张、有序的状态。　　

　　为对历史负责每个人都要签字画押　　

　　1991年的春天显得格外的绚丽多彩，中国载人航天的步伐在明显地加快着。　　

　　从5月份起，航空航天部先后邀请了数批俄罗斯航天专家来华讲学，重点介绍俄罗斯在发展载人航天，特别是研制“联盟号”飞船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并派遣了20名年轻的技术人员到俄罗斯学习，为期两年。　　

　　11月，一、五和八院三个总体单位分别提交了各自的载人飞船设计方案，有的方案厚达一尺多。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会议，专门研究发展我国载人航天问题。会上，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75岁高龄的任新民院士，带着一个110的飞船模型，亲自进行讲解和演示，并代表航空航天部汇报了《关于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会议决定，在“863-2”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和航空航天部过去论证的基础上，由原国防科工委牵头继续组织各方面专家，深入论证。　　

　　1992年8月1日，李鹏总理主持中央专委第7次会议，听取航空航天部和国防科工委联合组成的论证组汇报。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我国载人航天分三步走：第一步，在2002年前发射2艘无人飞船和1艘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2007年左右突破载人飞船与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8吨级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李鹏说，这是一件大事，为了对历史负责，每个专委都要在会议纪要上签字以示负责，当时有1人出国在外，李鹏要求他回来后补签。他还说，此事重大，中央专委定了还不能算，还得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由中央来最后决定。　　

　　1992年9月21日，决定性的日子来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汇报。大家讨论了整整一个上午，最后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有事可直报中央。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十三届常委会第195次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了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　　

　　查阅当时工程立项的任务书，里面有一段对载人飞船工程的完整论述。好事多磨的中国的载人航天，1992年终于真正露出了希望的曙光。

　　信报记者胡劲华整理自《放飞神舟：中国首次载人航天工程纪事》(主编石磊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