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圆满完成三项议程后宣告胜利闭幕，并以最快的时间和最好的方式发表了全会公报。公报全文近4000字，言深旨远，清澈大方，科学、民主、务实、开放精神贯穿其中，这在历次中央全会公报文献史上并不是多见的。

　　完善中央会议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严肃认真和负责任的党。除了日常事务性质问题之外，通过正式会议作出集体决策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制度。党历来有固定的会议制度，凡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务工作方面的决策，视其重要程度，分别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特别重大问题的决策在必要时还在“扩大”的范围中讨论，例如（扩大）中央工作会议或（扩大）中央全会。

　　需要指出的是，比较全国代表大会而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于其会期间隔较短，与会人数较少却有广泛代表性，相对集中智力资源，形成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机制特点，因而，在党的中央领导制度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

　　历史证明，为了完善中央会议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党在几十年中作了持续不懈努力。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力倡导下，进一步把领导决策明确作为政治制度来看待和规范，努力使决策过程完善化、科学化、民主化和程序化。嗣后，又经过了近二十年努力，十六届三中全会事实上是在领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上迈出了决定性的重要一步。

　　实现党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两个条件

　　积数十年的经验和对党的领导科学研究证明，实现党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必须有健全的会议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议程安排，增列由胡锦涛总书记受委托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工作报告，受到了全会和全党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全会并对中央政治局自2002年11月以来工作，作出了积极与肯定的正式评价，极大增强了我们党的向心力、内聚力和战斗力，这可以说是对于健全中央全会制度必要性的一个最新例证。国内外观察家们都注意到了全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有关重要事项。中央政治局常委九人一齐举手的照片记录了这重要历史的一瞬间。

　　第二，必须在会议讨论中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前一个条件作为一种法定程序是必不可少的，但仅有前者而无后者，还不足以保证作出正确有效决策。中国共产党人深知，正确的决策决定于对情况有正确的判断，决定于采取的措施有切实的可行性，决定于在全党（首先是各级干部）乃至全国范围内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接受。所有这些，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最终决定于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和民主的程度。

　　由此说明，任何一种会议决策制度，总是包括形式上的和内容上的（即实质上的）两个层面。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比较而言，我们当然更要重视内容，不能也不应满足于形式上的制度规定，而忽视了制度规定的实际施行和效力。

　　在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方面的努力

　　十六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努力，不只是表现在制度的规定上，还表现在制度的运作上，着力于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全会公报除开始处简要说明会议进程之外，通篇计14节，均是很醒目地以全会名义向国内外宣示党所作出的正确判断和正确决策。全会所通过的几项决议，主要是《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本身就是实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大成果。这个文件作到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体现了忧民之忧、乐民之乐的精神，其要义是按照党章法定程序作出会议集体决定，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决策形成进程中坚持民主、科学决策。这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以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这件大事既是党的建设基础性的长久之计，又是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好重要思想准备。胡锦涛总书记先后于7月1日和9月3日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并且提出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抓紧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群众生产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干部和群众中，后来就把这个意思简化为解决“重、迫、突”问题。无疑，这就为全会的顺利召开和在全党形成统一的思想行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展开大量调查、统计、信息收集和科学预测工作，包括党政有关部门、国家咨询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等，对大量的事实、数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为中央全会决策提供依据和建议。据知，由有关部门专家写出的科学预测分析报告达数千件。此外，还通过媒体和人民信访等多种渠道，获得数以百万计的大量信息、动向，也对作出决策起到重要作用。

　　组成包括党政各有关单位、研究中心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等参加的专门工作班子，提出预案

　　在有些问题上先试点、后决策。毛泽东很早以前就提出：一切经过实验。这种重视决策试验的传统正以新的特点、样式得到发扬光大。迄今为止，现在全国正在进行的较大的政务、党务试点不下十余种，凡经过试点证明是可行的或部分可行的，才逐步地付诸实行。例如，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在若干地方进行试点多年，先是小范围的，然后扩大范围，至今还在等待经验证明。而发挥地方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相对而言，经试点后经验趋于成熟，形成正式法规已不需要很长时间了。

　　协商。中国共产党所独创的协商，已经作为一种重要决策的政治程序步入制度化的轨道。中共中央定期向民主党派中央通报情况，或就国家和社会发展重大事项征询意见，进行协商。包括这一次全会的《决定（讨论稿）》、《建设（讨论稿）》也在会前专门听取各方意见。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依照有关规范及经验，已使政治协商具有了经常化、规范化的特点。

　　吸收有关专家参与论证，包括吸收外国经验和世界级专家的建议，特别是涉及与国际接轨及相关的事项。

　　此外，还需要着重提出的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牢记“两个务必”，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轻车简从，深入一线，包括重灾区、有困难的地方乃至可能有重大危险的区域，直接进行调查研究，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学校、医院直接听取群众意见，获得第一手的信息。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数天为例，9月29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拟提请全会审议的文件，30日政治局集体学习，10月1日起，除了必要外事活动和值班工作外，中央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分别到了各地继续调查了解情况，征询听取各方意见。胡锦涛总书记到了湖南、温家宝总理到了陕西，为全会召开作最后的准备。

　　由上说明，中央会议和中央决策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以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正向决策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完善化，迈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一步。这种进步不但为会议过程本身事实所证明，也为党内外广大群众所普遍认同，甚至在国际社会中一些有识之士也表示了赞赏之意。其辐射作用和惯性力量，必将推动党的各级组织和影响社会各个层面，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作出贡献。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我们完全懂得任重道远。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进行长期努力。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足我国国情，严格依法办事，按照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有序进行，协调发展。做到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文/叶笃初）（来源：了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