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燃烧的心—访作家巴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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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0月27日16:40 新华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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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幅作家巴金的肖像画。画面上用顶光突出了他那满头的银发。目光向前凝视:他在思索着什么？他靠在扶手椅上，背后是一排书架，桌上全是书，手上展开几页稿纸。这位75岁的老人还在继续他的创作生涯吗？ 我的手头有各种剪报、杂志、书籍，都是巴金近两年新出版的译著:重新校译的《处女地》，再版的《家》及新写的后记，翻译的《往事与随想》单行本已经付印，去年岁尾动
你就会了解巴金。 我细细地读着，寻访着。 《怀念肖珊》的散文，是他心头萦绕多年的题目。肖珊，他的妻子、患难与共的朋友，一个翻译工作者，一个单纯、善良的人，被疾病和“四人帮”的迫害蚕食了身心，死在1973年早春。那时，巴金已经度过了岁月中漫长的8年。原先，他曾经真诚地清理自己的思想、作品，在一份份书面汇报上敞露胸怀，甚至想用体力劳动来弥补“过失”。后来，他醒悟到斗争的复杂，于是用作家深邃的目光观察周围，用一种韧性对待眼前的斗争。在许多场合，他都会首当其冲地被点名、被批判，而他的回答总是那样镇定自若。干校里同过患难的朋友记得，每次被点名批判完毕，巴金便径直朝食堂走去，在买饭的小窗口前占上一个位置，用沉着的口气叫道:“二两馒头一碗粥”。可是，8个冬夏坚持过去了，却没有能留住最亲爱的人他觉得自己连累了妻子，在妻子简单的葬礼上，他恸哭了，喊着:“让一切灾祸朝我的头上打来吧！”从那以后，人，日渐消瘦了，精神也不如以往。许多朋友担心他能不能经得住这一沉重的打击。 且莫担忧，他生命的源泉并未枯竭，一本《往事与随想》足可证明。这本译作动笔的日期是1973年夏天，他失去妻子之后的几个月。30年代，他翻译的赫尔岑回忆录片断曾在鲁迅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他告诉过鲁迅先生，要将那篇大部头作品“啃下来”。或许，这个诺言现在可以兑现。他攀上原先是汽车房的狭小顶楼，那里太阳西晒，但毕竟安静些。老作家手边缺乏资料，幸好，走廊上遗留下几本没有封存的书籍、词典，借着从窗户透进的一线弱光，他将眼睛几乎贴到了书本上……他忘掉了四面的墙，进入到19世纪黑暗的俄国，有时，思路又把他拉回到现实中来，猛然感到“四人帮”的恶行与沙皇专制统治何等相似。他相信，谁违逆历史的潮流横行，日子必不久长。译完的章节，他都一一校阅了，用工整的小字抄在普通方格纸上。他知道，巴金的一个字、一片纸，当时是没有出版社敢于问津的。他只期望把世界文学的宝藏留给后人，哪怕在图书馆里作为一份资料，日后自会有人去开采、发掘。 在默默的工作中迎来了1976年的秋天。在老作家眼里，这一个秋天比任何一年春天都明媚。他活着，还很健康，可以唱心里喜欢的歌，讲心里真实的话。《一封》，是他经历磨难后的第一篇作品。这原是一份发言稿。上海文艺界集会，要请巴金讲话。那时，他还背着“四人帮”罗织的种种罪名，但是他一口允诺，认真地作起准备来了。他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自称是海洋里的一滴水，要汇入到翻腾着热浪的生活中去。 《一封信》被报社编辑部抢先发表了，好在要讲的话很多，他又拟了一份发言稿，题目叫做《第二次解放》。那一段日子过得多畅快，他自己上街买报，挤上公共汽车去参加会议，老朋友从四川远道赶来，他开出一坛绍兴老酒，和朋友举杯共:“莫说年纪大，还要多写点！” 阳光又照到了他的书桌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推倒了。他像出征的一名战士，磨利了手中的武器。是的，他埋头在写，用他那支笔，投入新的战斗。《谈“春天里的秋天”》，是一篇关于创作的回忆。46年前，他将一对青年男女的遭遇写进了小说，现在得到的讯息说，两个主人公挣脱了封建礼教的羁绊，解放后于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却没有逃脱林彪、“四人帮”的魔爪。他在回忆录里告诉人们，这个悲惨的故事还没有结局，因为受迫害者尚未平反。读到这里，人们能意会到作者的苦心。去9月，他所关心的朋友终于平反昭雪了。他的《随想录》已写到“之十五”。一天，一个老朋友来，谈起《随想录》。巴金说，这是当做遗嘱写的。朋友赶紧回答:“不会，不会。”巴金笑了。他指的是趁此清理自家的思想，将真实的话遗留给读者，那是迟早要说的。在《随想录》里，他总结自己的作品，那些好的，反映了生活的真实，那些不好的，或是艺术性不高，或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实;他提出，作家应该干预生活，当然，并非只揭露阴暗的东西，而是要对生活有所推动;他坦率地说，他曾承认过“邪书十四卷”(指巴金十四本文集)统统是毒草，但20多年来在自己屋前屋后种着花草的小园子里散步，总也挑不出毒草来，只找到不少中草药，倘使朝夜焦虑，那就只好把草地锄掉，方能高枕无忧。他担心这种害怕毒草的病会蔓延，症状就是害怕出毒草，终于什么也写不出来。 读这些笔调清新、含义深刻的短文是一种享受。文艺界一位同志带着赞赏的口气说;“这个巴金，文章一如他的为人:真实，不虚假;执著地追求，有一股子勇。”也是在《随想录》上，他谈及至今不能忘怀的一件事。十多年前，在围攻电影《不夜城》时，巴金受命写过一篇批判文章，奉上头“旨意”，说好不点作者柯灵的名字。柯灵同志记得，那篇稿子发表之前，巴金在一个夜里走上门来，尽管他说不出什么，却以沉默自责。为此，巴金背上了假批判的罪名。事情过去许多年了，他仍然觉得内疚，在许多场合讲这桩事，又将它写出来，严厉地剖析自己。 于是，人们自然会想到老作家对旁人的宽容。 曾经用激烈的言辞批判过他的同志，在巴金真诚的微笑面前，是十分感动的。一些参与过批判的同志到他家里拜访，他还像早先那样热情，送书给他们，为他们的新作修改、润色，然后谦逊地问道:“这样行不？”有一个作过假证明的同志托人捎去口信，请求原谅。巴金回答说，“这些事过去了，我个人可以谅解，但是其中的教训，勿可轻易忘却。” 我认识了巴金，找到了一颗用生命之火点燃的心。(新华社上海1979年4月24日电)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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