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保印

　　近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收到一份有3671人签名的请求书，请求二审法院给“嘉兴4·3凶杀案”主犯周一超重新生活的机会。(据10月28日《江南时报》报道)周一超杀人案发生后，包括

　　一些法学家在内的民众，纷纷对《浙江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提出质疑，认为全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占总人口的近10%，而“小三阳”只能通过血液、性激素和母婴进行传播，与日常工作和生活接触无碍，因而把“小三阳”患者排除在正常择业范围外不合理、不合法。

　　对这些质疑，笔者深以为然，但如果就此认为周一超杀人事出有因，应被减轻刑罚，却难以苟同。《浙江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固然有不公正之处，可这并不能成为周一超杀人的理由。作为一名大学生，周一超不可能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尽管周一超值得同情，但同情代替不了法律，否则，法律就不成其为法律，秩序也就可以任意被破坏和践踏了。

　　从另一方面说，那位被杀死的经办人何罪之有？她只不过是在忠实执行政府制定的工作标准。如果服从民意，那么，将置被杀者的死于何地？又将置法律与秩序于何地？

　　笔者希望，对周一超的二审判决，应本着惟事实是从、惟法是从的原则，决不能因民意的压力而有所屈从。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法律至高无上的神圣。否则，就既是对被杀者的不公，又是对法律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和扭曲。也许周一超的死更能激起人们对某些不公平、不公正制度的质疑，由此形成的思想潮流，岂不比用超然于法外的民意救活个体周一超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