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英国广播公司英语教学部《跟我学》中国版主持人华珂琳

　　采访人：《世界新闻报》记者李培春

　　1982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出现了一个教中国人学英语的节目——《跟我学》。那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学习英语的热潮在全国不断升温。《跟我学》中主角弗朗西斯·马休和简等幽默风趣的表演，吸引了众多的中国观众。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跟我学》这个情景对话式的节目，渴望了解世界的中国人，得以看到普通英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跟我学》中那位讲课的美丽英国女子华珂琳(凯瑟琳·弗劳尔)，也成为了当时中国青年眼中的“明星”。

　　最近，中国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和英国广播公司决定重新制作《跟我学》，利用原来的教学素材，重新拍摄课堂讲授的部分。华珂琳再次接受邀请，担任新版《跟我学》后半部分的讲课老师。在接受《世界新闻报》的独家采访时，华珂琳说，她从来没有想到《跟我学》当年会在中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相信任何人也没有预料到。因为没有人知道，为了了解外部世界和走向世界，中国人会迸发出那样巨大的学习激情。

　　我在中国很快乐

　　《世界新闻报》：你是我的第一位英语老师，相信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中许多人的第一位英语老师。我知道你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来中国主持《跟我学》的栏目的。在那以后的20多年里，对中国观众而言，你好像突然“消失”了。能不能告诉我你这些年去哪里了？

　　华珂琳：我是1981年来到中国的。那时候，中国刚刚对外开放，非常需要英语老师。中国已经有一些英文教材，但是还没有能够在全国范围播放的电视英语教材，已有的教材主要是教授句子结构和语法，而不是教人们说话和与人交流。因此，中国非常需要一套既生动活泼又生活化的英语教学节目。当时，人们挑选了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跟我学》。

　　在来中国之前，我在法国巴黎工作了4年，做法国版《跟我学》的主持人——你知道法国人是世界上最不爱学英语的人了。我们做的工作是利用《跟我学》的素材，将它制作成针对法国观众的电视教学节目。所以在1981年《跟我学》要进入中国的时候，我受英国驻华使馆的邀请，来当中国版《跟我学》的主持人。

　　1982年，《跟我学》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播，受到广泛的欢迎。在后来的8年里，这个节目又多次重播。不过那时我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也回到了英国。

　　1988年，我第二次造访中国。与我一起来中国的还有我的丈夫、我们18个月大的小孩，我们还在期待第二个孩子的降生。那一年的7月，我们到北京。我的丈夫有哮喘病，他在到北京不久后病情恶化，最后在北京去世。我离开了北京。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一直忙着照顾我们的两个孩子，就职于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的总部，但是已经没有时间来中国了。

　　英国广播公司有一个专门负责英语教学的节目部，制作在广播电台和电视上播出的英语教学节目。大部分时间里，我在这个部门工作。我也曾经尝试做记者，但是记者多数时候报道的是那些让人难过的事情，我发现这并不符合我的个性，所以又回到教学部门。我喜欢教学，因为教学是面向未来的，它教会人新的东西，让他们有机会获得提高，从而获得新的发展，也可能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世界新闻报》：20多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十分封闭的国家。你为什么愿意到中国来工作呢？

　　华珂琳：我和中国的联系可是十分长久。我的祖父母上个世纪20年代就到了香港，我的母亲是在香港出生的，我的叔叔曾在上海工作了很多年，后来又去了香港。他回英国的时候，带回了在香港市场上买到的许多有趣和美丽的东西：丝绸、玉器等等。这些来自中国的东西，早在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当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我感到这就是我在中国生命的继续。而英国广播公司找我来中国，就好像是个“奇迹”。即使没有这个“奇迹”，我也还是会来中国的。我在中国感到十分快乐，这里就好像我的第二个故乡。

　　新版《跟我学》更现代

　　《世界新闻报》：我知道你这次回中国是要重拍《跟我学》。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会在20多年后再次重拍这个节目？

　　华珂琳：我想《跟我学》注定要跟我一辈子了。每次我觉得自己跟《跟我学》不会再发生关系的时候，《跟我学》好像就又会找到我。英国广播公司一直在与中国的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商讨，想把《跟我学》介绍给新一代中国人以及经过了多年改革和开放的中国。但人们对于重新介绍这个节目一直心存疑虑：因为《跟我学》是25年之前制作和拍摄的，可能已经过时，不再适合中国新一代年青人的口味了。

　　与此同时，有关机构又不断收到青年人的来信。他们说，从父母那里听说了《跟我学》这个节目，希望这个节目重播。外语教研社最后决定再次制作这个节目。让我高兴的是，他们向我发出了邀请，邀请我再次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让我更加高兴的是，制作方面找了两个非常聪明漂亮的中国学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与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

　　之所以要重新制作这个节目，一方面是因为20年前在北京制作的那个版本，目前已经找不到完整的母带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的一些内容，在今天看来会显得不仅“愚蠢”而且可笑。我们需要在新的录制间里、利用更新的设备，拍摄更加清晰的、彩色和富有现代感的《跟我学》。

　　所以，在重新制作出来的《跟我学》里，你会发现马休、简等主角一点儿都没有老，而我，主持人，已经老了20多岁了。节目依然会十分幽默，发音十分清楚，新录制的课堂讲授部分也会很有现代感。

　　《世界新闻报》：新、老两版《跟我学》，会有很大的变化吗？

　　华珂琳：教学素材还是英国广播公司当年拍摄的那些素材，但是老师在录制间里讲课的那一部分将会有巨大的变化。

　　20年前，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录制间里录节目，当时灯光效果不那么好，有的时候在主持人的脸上会出现阴影。因为受到摄像机调节白平衡的影响，我和搭档的衣服颜色总是配不上，有的时候录像出来后会发现我的脸成了绿色。那时候，我们也没有电子提词机。人们就做了手工提词机，把我的台词写在上面，又找了两个人转这个提词机。可是，这两人都不懂英语，所以他们翻到的那一页，总不是我们正在谈的那一页。这次录新版的《跟我学》，不仅技术设备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灯光师、摄像师和导演都十分专业，这次的合作非常愉快。

　　还有一个变化是，当年与我合作的是两位中国男老师胡文仲和袁士槟，而这一次增加了两名能说非常流利英语的中国学生。这种形式看来十分好。这次在录制间里制作的部分色彩将十分鲜艳，我们还有很多开怀大笑的场面。我们想让整个学习的过程显得很快乐，而不是那么严肃。

　　中国的变化可写一本书

　　《世界新闻报》：回顾第一次在中国录制《跟我学》节目的过程，相信有许多经历至今让你不能忘怀吧？

　　华珂琳：《跟我学》播出后很短的时间里，我就变得非常有名了。

　　在北京的大街上，我经常会碰到小朋友对我喊：“你好！《FOLLOW ME》的老师”！有一次，我坐公交车。你知道，那时候北京的售票员总是大声地喊：“没买票的同志买票了啊”！这一次那位售票员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喊，“同志们，《跟我学》的老师在咱们的车上啊！”结果车上所有的人都冲我喊，“HELLO，HELLO”！那次经历，我至今想起来都忍俊不禁。有的时候，还会有小朋友对我说，“《FELLOW ME》老师，你本人比在电视上看起来瘦小多啦”。

　　你知道，那时在中国变得有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你感到很多人认识你，但并不会害怕或是紧张，因为人们总是那么友好。每个人都想和我说话，都想练习英语。而在美国或是别的什么国家，出了名的人总是担心被什么精神有问题的人骚扰。

　　《世界新闻报》：在采访你之前，我与许多30、40岁的中国朋友聊到《跟我学》。他们中有很多人告诉我，正是《跟我学》打开了他们面对外部世界的视野，而在从《跟我学》开始的那股学习英语的热潮中，学习英语对他们今后的人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在你当年拍摄《跟我学》的时候，一定没有料到这种影响吧？

　　华珂琳：我完全没有想到《跟我学》在中国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我相信当时参与制作的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因为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学英语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具有那么重要的作用。英语是一种国际语言，全球有超过7亿人说英语，有更多的人将英语作为他们的第一外语。

　　在20多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中国人决定掌握英语这个通向外面世界的钥匙。在那以后的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不断发展，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英语已经不仅是通向外面的钥匙，而且是在外面旅行、生活、做生意和赚钱、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的“通行证”了。

　　《世界新闻报》：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对此一定深有体会。在英语学习方面，你感到中国人的这种变化了吗？

　　华珂琳：有关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的变化，我可以写一本书。20年前我来中国的时候，中国服装最多的色彩是深蓝和深灰色。中国妇女看起来几乎千人一面，因为美丽的容貌那时是不受重视的。商店里没有多少货品。你可以买到鞋和衣服让自己不感到寒冷，可以买到食品聊以充饥，但是这些商品也就只能满足一个人的基本需要，而不能带来更多的享受。晚上不到8点，商店就关门了，没有电影院、没有餐馆、没有咖啡馆、没有酒吧，能够找到的可能只是几个上演京剧的剧院。

　　人们对外国人总是保持着警惕，担心他们是间谍。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经常在每个周五的下午去英国驻华使馆，只是去游游泳，喝上两杯杜松子酒——因为在别的地方喝不到。可是几乎我身边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坚信：我去使馆汇报去了。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中国人已经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旅游、学习和工作。能见证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的巨大变化，我感到自己很幸运。

　　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年前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时候，他们经常是按照一个传统的模式去学习的。因为人们学习英语的目的是为了“翻译”，或是翻译科技书籍或是翻译政治书籍。所以，学习的重点也放在书面英语上。在《跟我学》进入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意识到他们需要用英语说话的时候。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与外国人做生意、去外国学习和访问，他们需要与外面世界的人们谈话、交流。这促成了《跟我学》在中国的成功。今天，情况可能又有所变化。英语已经成了互联网上最通行的语言，你必须利用英语帮助你得到所需要的信息。英语成了开启各种机会的钥匙。我们也需要研究这种变化并作出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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