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吉涛

　　山西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原局长啜文由于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其妻赵青梅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免予刑事处罚。新华社刊文报道这则消息后，不少人对此事进行了公开评论。沈峰先生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应视同贪污》(11月3日人民网)一文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过轻(其最高刑罚只有5年有期徒刑)，应当将其视同贪污，按贪污罪定罪量刑，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乃至极刑，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遏制、打击腐败。

　　同许多人一样，我也痛恨腐败，但作为一个从事法律研究的人，我认为，以重刑甚至极刑打击腐败，效果未必好。

　　在当前公布的腐败案件中，腐败分子敛财数目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确让人触目惊心，百姓恨不能“得而诛之”。民愤虽大，但是惩治腐败终究要落实到法律层面，就是要按现行的《刑法》规定的罪名、确定的刑罚进行定罪量刑。现行《刑法》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财产性腐败行为规定了三种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嫌疑人非法敛财数额巨大，但是犯罪嫌疑人本人不能说明巨额财产的确切来源，检察机关又无法用证据证明其巨额财产来源，可定性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它同“贪污罪”、“受贿罪”一样，是独立的罪名，有自己特别的调整范围。三者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并列关系，不存在谁依附谁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腐败性犯罪活动出现了诸多新特征，犯罪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随之增加。重新审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处罚规定，会让人产生“定刑过轻”的印象。这是法律滞后性的体现。从这个角度出发，主张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重罚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关键是如何进行“重罚”。

　　我认为，比较科学的方法是：在尊重现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其“法定刑”。例如，将最高法定刑由原来的有期徒刑5年提高到10年甚至无期，同时可判处罚金，但坚决反对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到等同贪污罪的最高法定刑———死刑同样的水平。

　　从法理上讲，一个公职人员一旦有明显超出其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检察机关要指控其犯罪，就负有举证责任。检察机关必须寻找证据证明其财产来源不合法，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其财产来源的非法性，就意味着当事人无罪。因为在实践中查处这类犯罪寻找证据相当困难，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刑法对这类行为实行了“有罪推定”原则。一个公职人员一旦有超出其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就被推定为有罪，当事人就负有证明自己财产合法的义务，如果不能证明，就按有罪处理。在实行有罪推定的基础上，在刑罚上又一味主张“重刑”，甚至“死刑”，这对当事人是极为不公平的，不符合刑罚的根本目的。

　　在对财产性犯罪进行处罚中应当逐步减少死刑，而不是增加死刑。实际上，靠重刑反腐败在我国历史上早已被证明是失败的。明朝反腐败就是一个典型范例，残酷的刑罚不仅没有遏止腐败，反而加深了社会矛盾，使法律成为杀人的工具。这一点是我们在当前的反腐败中必须吸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