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汉川安乐死风波调查 专家呼吁对安乐死立法

不再做村医，陈尚红的日子很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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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阮学坤的母亲和他的痴呆儿子。现在这个家庭陷入恐慌。　楚北　摄

　　汉川“安乐死”风波

　　一个村民的死亡给他的家人和村医带来了难以想像的恐慌，整个村庄陷入猜疑，而警方目前还没有物证显示这次死亡被施以“帮助”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王海燕

　　村民阮学坤的死给王垸村带来了“安乐死”风波。而目前在上海等一些城市，据称有些人正在暗中施行“安乐死”，首先由患者提出要求，立下遗书，然后经家属同意，由医生悄悄进行。

　　王垸村陷入了一场风波。还没有哪一个村里人的死像阮学坤的去世这样令村民们议论纷纷。

　　阮是在昏迷了7天后去世的，他静静地睡在了村西一块土丘下面。然而，两个多月后，他的妻儿、老母、兄弟，还有接触过他的医生，都陷入他的死亡风波而无力自拔。

　　因为，外界认为，阮学坤被实施了“安乐死”。

　　一个农民的死亡

　　警方的介入使中风患者的去世变得可疑：他真是病死的吗

　　如果不是打进110的一个匿名电话，湖北汉川市回龙镇王垸村村民阮学坤的死留给乡亲们的也许只是一声叹息——不满50岁即撒手人寰，留下82岁的老母，体弱多病的妻子、痴呆儿子和未成年的女儿。

　　但是随着警方的调查，这位中风患者的死亡变得非比寻常。

　　今年8月17日夜晚，被雨困在家中一天的阮学坤，看完镇电视台播放的《洪湖赤卫队》后，照例吃了几粒降血压的药丸。自从去年被检查出患有高血压后，一年来他一直吃药，其间由于经济困难中断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上床睡觉。阮躺下去就再也没能起来。

　　这已经是阮学坤一年中第三次高血压发病了，但这一次要严重得多，前两次他还能自己下床，这一次却四肢瘫痪，神志不清。他中风了。

　　阮学坤被妻子和三弟阮学海急忙送到了离家1公里外的村卫生室，这也是最近的诊所。

　　打了4个多小时的吊针，阮学坤的病情丝毫未见减轻。8月18日凌晨3时许，阮学坤被送往60公里外的汉川市人民医院。

　　经CT检查发现，阮丘脑血管爆裂，破入右脑室，血肿达40毫升。当天医生为他施行颅内穿刺手术，此时距病人颅内出血已经12小时；8月19日，阮颅内血管再次破裂；8月20日，拔针，穿刺手术失败；8月21日，出院。在住院的3天时间里，阮学坤始终未能苏醒。

　　出院回家继续打点滴，人在昏迷中，生命却维持着。这样又过了3天。

　　8月24日晚，人们得知，阮学坤于晚上10时许停止了呼吸。

　　悲伤、惋惜……

　　一个月过去了。然后是，淡忘。

　　一个月之后的一天，一个匿名电话打进110。

　　国庆一过，警方进村展开调查。

　　阮学坤到底怎么死的，变得扑朔迷离。

　　他被实施“安乐死”？

　　结合各方口供，警方认为实施“安乐死”“可能确实存在”

　　村里人都认为阮学坤是因为中风脑溢血而死，但是警方的调查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阮家兄弟可能对他实施了“安乐死”。

　　最早接触此案的汉川市回龙镇派出所副所长汪洪斌向本报记者介绍，9月底的一天，一位自称王垸村村民的人打电话给110，此人最初并非报案，而是询问在病人无法医治的情况下早一点结束他的生命，让他快活一点死行不行。这个电话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重视。

　　回龙镇派出所随即派片警到王垸村了解情况，阮学坤的死亡进入警方视野。警方相继传唤了阮学坤的亲人以及相关医生。

　　“他们说得都比较婉转，但是经过半个月的调查，从方方面面的情况看，我们意识到事情可能确实存在。”汪洪斌说，结合各方口供，目前初步认定阮的家人对阮学坤实施了“安乐死”。

　　根据警方介绍，大致可以勾勒出阮学坤死亡前后的情景：

　　8月20日，医院在抢救多日后告诉病人家属治愈希望渺茫，家人将阮学坤接回家。

　　8月23日，阮家召开家庭会，由阮学坤的3个兄弟及妻子作主，决定对阮学坤实施“安乐死”。

　　24日上午，大哥阮义成请医生开了处方，交由村医陈尚红操作。

　　24日晚7时许，陈尚红来到阮家，先给阮学坤输液，后将氯化钾注射液交给阮义成，由他对阮学坤实施静脉注射。当晚10时许，阮学坤停止呼吸。次日，其尸体被家人火化。

　　“最后时刻”怎样降临

　　“但是我知道他肯定活不了，打吊针也只是心理上的一点安慰。”

　　不过，现在警方还没找到阮确实被实施“安乐死”的物证。

　　除家属外，村医陈尚红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活着的阮学坤的外人。8月24日晚7时许，陈尚红被阮家人请去给阮学坤打针。从当晚7时到8时，陈尚红一直守在阮学坤床前。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喉咙已经被痰封住了。我一边看着吊瓶，一边用注射器为他吸痰。他躺在那里，眼睛闭着，手脚冰凉。我从中医的角度，只感觉到一点脉感，已经没有温度感了。只有从胸脯和喉咙轻微的起伏，才能看出这个人还活着。”10月29日，陈尚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当时，阮学坤一家人都在场，看着他80多岁的老母、痴呆儿子，还有体弱多病同样患高血压的妻子，再看看躺在床上的这个“活死人”，陈尚红说，他的心里相当难受，但“人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是用钱也是诊不活”。

　　阮学坤的三弟阮学海对记者说，自从8月17日发病，哥哥六七天没吃任何东西，人始终是昏迷的。8月份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哥哥躺在床上不能动，臀部已经溃烂了，眼睛是鼓着的。

　　“只要还有一点希望，我们怎么也要救活他。但是我知道他肯定活不了，打吊针也只是心理上的一点安慰。”

　　汉川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陈志鸿是阮学坤的主治医生。他告诉记者，阮学坤被送到医院时已非常危重，即使抢救，希望也非常渺茫。但在家属的要求下，医院还是给他进行了颅内穿刺手术，谁知第二天病人颅内血管再次破裂，“原来的血没有清除干净，颅内又出血了，一般是很难救过来了”。因此，到第三天，家属放弃了治疗，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之后，我不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照我的经验，他的机体功能将处在不断衰竭之中，即使给予很好的护理，顶多也只能维持半个月，但是每天的费用至少是100块钱。”

　　村民的议论和猜疑

　　是“宁愿拖死”还是“晚死不如早死”，这个与外界联系不多的村子意见并不统一

　　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阮学坤被家人实施了“安乐死”，但王垸村村民已经将此当成了事实谈论，“阮学坤搞了‘安乐死’。”记者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个村民都这样说。

　　地处江汉平原的王垸村1800人，人均年收入1500元，除了三分之一人口在大城市打工外，留守的村民与外界基本上是隔绝的，他们了解外面世界的途径就是电视(通常只能收到镇电视台播放的节目)和在外打工的亲属。

　　在阮学坤事件之前，鲜有人确切知道“安乐死”的含义。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安乐死”是阮学坤事件带给他们的一个新名词。

　　62岁的钟老师，一年前从村小学退休，目前3个儿子均在外地打工，他应该算得上村里的文化人和富裕人家。他是这样向记者解释“安乐死”的：“我看电视里说，有个人昏迷了8年，后来过世了，这就是‘安乐死’吧。”

　　不过，对于村民们来说，不知晓确切含义并不妨碍他们将“安乐死”挂在嘴边并作出自己的评价。

　　“搞死自己的亲兄弟，道义上说不过去。”一位老伯说，一条命啊，宁愿拖死也不能人为地结束。

　　“他这是走的一条顺路，迟早都是个死，晚死不如早死，对大家都是个解脱。”有村民这样说。

　　“照我说，他情愿死，天气又热，真是造孽，这样下去活着的人也会被拖死。”王垸村4队一位妇女说。

　　“搞不好是个谋杀罪呢。”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

　　各种各样的议论甚嚣尘上。议论中都埋藏着猜疑。

　　“人刚开始死的时候，风平浪静，现在过去两个多月了，才闹得沸沸扬扬。这个事情蹊跷”。王垸村四队村民祁进文对记者说，肯定有人在中间搞鬼。

　　阮家人在猜测着，村医陈尚红也在猜测着，这在村民之间引起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大家都想知道到底是谁“告密”，但又都害怕被怀疑为“告密者”。

　　活在惊恐中的一家人

　　这个贫穷但原来和睦的家庭，因为一个逝者，现在三天两头哭哭闹闹

　　“我的儿死了……死人死出鬼来了……”

　　10月28日晚6时许，阮学坤82岁的老母亲拄着拐杖“笃、笃、笃”地在院子里转圈，一边走一边用当地土话诅咒着。

　　秋季的江汉平原，天色早早地暗下来。屋后的村道上，陆续走来背着竹箩的人们。他们出门捡了一天的棉花，这时候正往家里走。然而，回来的人中，没有见到阮学坤的妻子，连阮学海夫妇也没见到。此刻，阮家只有老太太和孙子看家。

　　儿子的死对老太太是一个沉重打击。邻居说，老人本来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但是二儿子学坤过世以来，她逢人都要哭一场，每次都要说一句话：“我这么大年纪了，老天怎么不让我死。”

　　还没有从死去的儿子的阴影中走出来，如今，老人又要为活着的儿子担忧。公安机关的频繁传唤，让这一家人活在惊恐中。老太太的情绪由一味悲伤转而愤怒。

　　10月29日上午，当记者再次来到阮家时，正好碰上阮学海从地里干活回来，已经10点钟了，他还没吃早饭。

　　看到陌生人他有些吃惊，忘了吃饭，就蹲在堂屋饭桌前的一条长板凳上，吧嗒吧嗒地抽烟。

　　一辈子耕田种地的阮学海坚决否认他参与了对二哥阮学坤实施了“安乐死”，他不知道“安乐死”为何物。

　　他说，阮学坤出院之前，医生告诉他们，人已经没救了。所以回来之后，大哥阮义成和四弟分别从各自的家里赶来，和二嫂一起商量着如何安排后事，而不是像别人所说的“开家庭会讨论实施‘安乐死’”。

　　正说着，阮学海的妻子回来了，看到陌生人同样吃了一惊。她盛了一碗饭端在手里，把锅铲、筷子摔得“哐当”响，不一会儿就冲着阮学海骂开了：“棉花还没装，你倒有空瞎扯。”“你再说，公安的要找你的。”

　　“我没做亏心事，找我我怕么事？”阮学海火气上来了。

　　两个人就这样推推搡搡地吵了起来。

　　女的开始哭。一直站在一旁的阮婆婆陪着儿媳妇一起哭，一边哭一边嘴里还是唠叨着那句话：“死人死出鬼来了。”

　　阮学海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一头钻进屋子给捡好的棉花打包，再也没有出来。

　　“以前这屋的人不是这样的”。据村民反映，阮家兄弟虽然家里穷，但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很和睦，但是这段时间，三天两头就听到他们这一屋哭哭闹闹的。

　　“现在有人调查学坤怎么死的，公安局的也找他们，他们的精神太紧张了，压力太大了，吓不过。”王垸村一位村民说。

　　据汉川市警方介绍，从目前的口供分析，具体对阮学坤实施“安乐死”的是他的大哥阮义成。阮义成今年50来岁，结婚不久就搬出了回龙镇王垸村，现住在临近的二河镇。

　　当记者来到二河镇挨家挨户寻访他时，大多数人摇头说不知道此人。有几个听说是找阮义成，警觉地问记者是干什么的，随后就走开了。一位捡垃圾的老人对记者说，有阮义成这个人，但是有一阵子没看见他了。

　　至于阮学坤的妻子，记者两次造访阮家，都未能见到。阮婆婆说，她帮别人捡棉花去了，一天8块钱，晚上不回来，“学坤住院用了3000多块钱，不晓得么时还得清”。但阮学坤的儿子阮军军却说：“妈妈一会儿回来吃饭。”

　　阮军军今年20岁了，脸上始终是似笑非笑的神情。据村支书成尚树对记者说，他“头脑有问题，是个苕(湖北土话，即痴呆)”。阮学坤过世之前几天，阮军军到村子里从西头跑到东头，到处喊“我爸爸要死了”。

　　村医的“教训日”

　　因为“涉嫌谋杀”，陈尚红失去了村卫生室的工作，“这对我一生都是个影响”

　　村医陈尚红最近的日子也不好过。

　　在距离王垸村卫生室大约300米的地方，陈尚红开了一个“中医风湿骨病专科”诊所，看得出，这里挺冷清。

　　一个月前，陈尚红还是卫生室的负责人，是村里4名医生中年纪最轻、业务最精的医生；一个月后，他的“室长”职务被解除，离开村卫生室独自营业，成了“个体”。

　　一个多月来，他最主要的病人是他自己，因为精神极度紧张，他备受失眠的困扰，每天都要熬点中药给自己压惊。

　　陈尚红今年不满40岁，中等身材，面色略有些浮肿。在他身后挂着的日历上，记者注意到，10月9日这一天被画上了一个圆圈，旁边写着“教训日”三字。

　　10月9日，是回龙镇派出所传唤他的日子。陈尚红说，他一生都忘不了这一天。

　　“我祖上都是忠厚人，从来没被公安传唤过，到我的手上，却把牌子砸了，这对我一生都是个影响。”陈尚红说起这个嘴角一直抽动着。

　　陈尚红说起8月24日晚上的事情显得有些激动。

　　由于住得远，陈尚红与阮学坤一家很少来往。8月24日晚上7时，陈尚红第一次进阮家的门。而这惟一的一次，却让他惹上了“涉嫌谋杀”的麻烦。

　　“那天本来我是可以不去的，因为我是中医。但是我身为村卫生室室长，所以就去了。当时救人要紧，我给人家做了好事，但是后来却给自己造成了负面影响，好像我做了什么坏事。”陈尚红似乎发狠似地说，以后有好事也不会做了。

　　陈尚红一再向记者表示，他当时只是去给阮学坤输液，全部是能量合剂。他是一丝不苟按照处方上的要求去做的。陈向记者出示了他保留的处方复印件，上面清楚地显示了输液的成分构成：葡萄糖、维C、三磷酸、辅酶A、肌苷、10%氯化钾。

　　“这个处方一点问题没有，是维持生命而不是结束生命的。”陈尚红对记者说，输完液他就走了，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阮家人有没有给阮学坤静脉注射氯化钾他一概不知，也与他毫无关系。

　　但是现在，他不可避免地卷入阮学坤之死的谜局中。

　　风波仍未平息

　　没有物证。结案还是继续侦查，对警方而言同样是一个两难选择

　　阮学坤到底是正常死亡还是“安乐死”？警方对此目前尚无定论。由于缺乏物证，警方的调查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中。

　　回龙镇派出所副所长汪洪斌称，判断阮学坤是否被实施“安乐死”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进行尸检。但早在8月25日，阮过世的第二天，其尸体就被家人火化。而事隔两个多月后的今天，其他物证如药瓶、注射器等都已经找不到了。这正是困扰警方的所在。

　　据透露，阮学坤“安乐死”案一周前已移交汉川市公安局。该局一度召开局长办公会议进行讨论，两种意见争论不下：一种认为证据不足，必须结案；一种认为物证找不到，不意味着找不到其他证据，继续侦查。

　　链接

　　政协委员要求对“安乐死”立法

　　“安乐死”一直是世界各国议论纷纷但又颇有争议的话题。去年3月间，全国政协委员田世宜在其递交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的一份提案中呼吁，中国对“安乐死”不应一味回避。

　　田世宜委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着手研究与“安乐死”相关的法律和立法，首先允许公民在法律严格界定的条件下有权选择“安乐死”，然后再在操作上作出具体的规定，并运用高科技开发临终关怀服务产业，使人类创造的法律和高科技手段能够有效地服务于人自生至死的全过程。

　　他认为，在病人重病不治的情况下，为减轻病人的痛苦和家属的沉重负担，“安乐死”可能是病人和家属的一种自主选择。对此，中国医学界要求立法实施“安乐死”的呼声一直不断。

　　全国人大代表也曾多次联名提出对“安乐死”立法的议案，1988年在上海也召开过“安乐死”学术研讨会。有关调查显示，80%-90%的被调查者赞成立法实施“安乐死”。

　　“安乐死”案例

　　中国首例“安乐死”案实施者不构成犯罪

　　1986年，陕西省汉中市医生蒲连升因为他人实施“安乐死”手术，被病人一家属以故意杀人罪告上法庭。1991年5月17日，汉中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蒲连升、王明成为身患绝症的病人(王的母亲)夏素文注射促进其死亡的药物不构成犯罪。1992年6月25日，上一级法院维持原判。

　　至此，中国首例安乐死杀人案从1986年7月3日立案，经过了6年的漫长审理后终于有了结果。

　　2000年11月，为母亲实施安乐死的王明成被查出患有胃癌并做了手术，2002年11月，癌细胞扩散到他身体其他部位。住院治疗期间，饱受病痛折磨的他要求给自己实施“安乐死”，被拒绝。今年7月4日，他出院回家，继续维持治疗。8月3日凌晨3时30分，他在痛苦中离开人世(本报今年7月2日曾刊出与王明成的对话)。

　　电击老母“安乐死”老汉被判刑5年

　　2001年4月8日，上海市闵行区银都路某弄一位92岁老太太突然摔倒后不省人事，经医院确诊为脑溢血深度昏迷瘫痪，已无治愈希望。其62岁的儿子梁万山实在不忍母亲继续受煎熬，于当年5月31日用触电方式对母亲实施了“安乐死”。当晚，梁万山主动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梁后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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