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被袁世凯查禁的。《大公报》积极支持废除虐待华工条约和抵制美货运动，触怒袁世凯。袁世凯下令在租界外禁售、禁邮、禁阅《大公报》。

　　第二次是1935年。当年日军侵占东北后，进逼华北，国民政府军队奉命采取不抵抗政策，撤出平津，《大公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发表《勿自促国家之分裂》社评，予以抨击。社论发表之日，国民党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下令对《大公报》实行禁止邮递处分。在宁、沪各报支持下，经过抗争，禁邮处分执行了8天后停止。

　　第三次被禁是1943年。《大公报》重庆版刊登《大公报》战地记者张高峰实地采访通讯《豫灾实录》，真实地描写了河南灾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并配发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揭露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花天酒地，河南饿殍遍野而政府却无动于衷的事实。社评触怒蒋介石，限令《大公报》停刊3天，记者张高峰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

　　第四次被禁是1952年。当时香港九龙城东头村木屋区大火，灾民1万多人，广东省民间团体组慰问团来港，港英当局拒绝其入境，引发警民冲突，港英开枪镇压，青年工人陈达仪身中6弹死亡。《大公报》转发北京《人民日报》短评，强烈谴责港英暴行。港英控告《大公报》“刊印一页煽动性的文字”，判罚《大公报》停刊6个月。《大公报》在祖国人民的支持下，奋力抗争，停刊12天后恢复出版。

　　第五次是1966年，当时“文革”进入高潮，“四人帮”唆使红卫兵进驻北京《大公报》，1966年12月30日，“红卫兵孙大圣战斗队”发表判决书，勒令《大公报》停刊。本报记者沈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