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节目，打算把他们近一年来的深度报道继续编一本书（此前他们已经编过一本了），想请我为其中的一些报道配评论。配评论没有什么必要吧，但把报道编成书，已是这些年来新闻界同行比较普遍的做法。特别是想到广播报道，那些凝聚其中的辛勤劳动、艰难的求索，在一遍播出之后就随风而逝了，所以，他们编书意图之中的不忍之心、自我珍惜之情，特别令我心动，特别令我同情——差不多能够感同身受吧。

　　我以前也是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成果的那种“易碎性”，我觉得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广播新闻上面。在报纸不管干得怎么样吧，白纸黑字，几十万上百万地留在人间。做老师之后，我给同学留作业，让他们找一篇报纸评论来圈圈划划作分析，一位同学交上的作业，剪贴在纸上的竟是我几年前写的一篇评论，自己都忘了，这令我十分吃惊。电视就不用说了，它以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强势，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力、金钱还有许多最优秀人的。但是广播呢，特别是广播新闻，很惭愧，同现在许多人一样，我已经多年不听了。但是，在这么多年中，仍然有一批年轻的记者，非常优秀的记者，把报道做得这么结实，这么精致，这么深刻，这么撼动人心。这样的职业精神特别令人感动。他们不可能没有一种价值感。

　　我读了这些广播报道之后，作出惟一明智的选择，就是拒绝为它们配评论。为这样的作品配评论是很可笑的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采访的深入（多侧面、多层次），思考的深入（多侧面、多层次），可以说，已经把一个事物展示透了；而且是因为，在我看来，任何事后的案头评论，与那些当时投入其中求索和悲欢相比，都显得没有多少价值。没有评论，它们已经感染过人、影响过人了。为什么会有配评论这种需求呢？它能为充满着鲜活血肉的新闻报道增加一些什么呢？

　　新闻评论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岗位。在多年的新闻评论员生涯之前，我也曾有多年的记者生涯。我曾把多少青春的日子留在西北的山道上，把多少夜晚留在采访途中的列车上。我还记得小积石山下那浅林中的疏雪、黄河岸边那嫩黄醉人的油菜花。在一位农民家里借宿，一夜听着老鼠的奔跑……但是，当时整个充满我心胸的事情——报道什么，我当时为什么去的呢？我为什么着急，为什么痛苦，为什么高兴来着？我现在都记不得了，也没有人会记得。后来，我告别了记者生涯，从配评论开始，作了报纸的专职评论员。我不仅告别了长途车、山道、田野和工厂，也从此告别了那种具体的事、“别人的事”充盈于心的感觉。每一篇新闻报道中的事实，对于当事者、记者都是很大的事，很重要的事。但对我来说，只是很小的事：他们的价值仅在于有没有评论的价值，能不能连接我的某些知识，触发我的某些判断。知识和认识在其中，而我不在其中。

　　后来，在教学岗位更广泛的阅读中，我渐渐发现，其实大多数西方新闻媒体，是没有“配评论”这一说的。这当然缘于不同于我们的新闻理念和规范：报道与评论要绝对分开，客观的和主观的要绝对分开。但往深里说，还包含着对读者的不同态度和不同假定。“配评论”是假定读者看不懂新闻，或者一定要引导读者像编辑或评论员那样理解新闻。而不得“配评论”的规范，则假定读者有不低于的新闻工作者的认识水平，同时，看得懂看不懂由你，概不负责。当然，这种假定都是有历史原因的。配不配评论，不仅在于你为哪一个媒体工作，而且在于，你的读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悄然对配评论的价值本身，开始产生了一点困惑。因为我觉得，虽然中国媒体和外国媒体还很不一样，但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没有太多的不同。这也是我不想为那本报道集配评论的原因。

　　新闻工作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可能会在一生中某一个时刻产生价值感的困惑。因为这个职业并没有什么“自己的事”要做，而只是在记录别人的事业和生活。它不单独产出任何价值。回首一生，别人说：我做了什么；而新闻工作者只能说，我记了什么。过了许多年，一名新闻记者会不记得当初为他牵心的那些别人的事了，但他还会记得他为那些事走过的路、看过的景。但是，一名新闻评论员，可能就没有什么可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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