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阳，温家宝总理为农民追讨工钱的所在地，也是三峡库区最大的移民城市。包工头拖欠民工工资是因为迟迟才结到建筑公司的款项，建筑公司结款缓慢是因为垫付资金问题严重。云阳，与三峡库区很多县城一样，新城建设资金缺口很大，地方财政赤字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建筑商大量垫付资金成了一种重要的新城建设办法。

　　云阳观察:

　　库区新城负债建设求解

　　10月24日傍晚,三峡库区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村民熊德明,从山坡上收了喂猪用的红薯梗后回家,发现自家门前围了一大堆人,然后,她见到了一个人,一位她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的“大人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温家宝招呼熊德明坐下,然后问“大家有什么事要说”。犹豫了一会,熊德明说出了自己丈夫李建明被拖欠工钱的事。此后的几天,熊德明夫妇的生活变得有所不同。

　　当夜一点，村支书黄健和村会计汪在兵就送来了李建明被拖欠的工钱2178元。第二天，熊德明夫妇拿这笔钱买了500斤煤和一些猪饲料，并偿还了拖了有段日子的1000元债务。27日，新华社播发了通讯《总理为农民追工钱》，各大媒体旋即转载，中央台还邀请熊德明做客“新闻会客厅”。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平生第一次去北京，即便事隔多日，熊德明自称仍然“高兴劲还没过去”。不过，这并不耽搁她干农活。在和记者聊天的同时，熊德明洗完了衣服，又剁起了猪草。说到拖欠丈夫工钱的包工头张培民，熊德明也并不记恨，“要了两次他没给，我们只好等着喽。”

　　迟迟才结到工程款的工头

　　“公司没有把钱完全给我，所以我也没辙。”

　　“总理为农民追工钱”的事情发生后，张培民不太愿意露面。电话中，他是这样为自己解释的：“工程完工后，公司直到今年10月7号才把钱给我，我又不太清楚他们(指李建明等人)住在什么地方，所以没来得及送过去。”

　　张培民所指的“公司”是当地的云阳利升建筑公司。在云阳新城的建设中，该公司承建的是有“万里长江第一梯”之称的“登云梯”。“登云梯”从江堤通往新县城的双江广场，从去年4月开始建设，至今已修了1000多米。云阳，地处重庆东部山区，为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移民动迁人口16.5万人，是三峡库区最大的移民淹没搬迁县。云阳老县城面积为2.235平方公里，新县城离老县城40公里，面积为5.36998平方公里，城内基本为坡路，所以像“登云梯”这样的建设项目，在云阳还有不少。云阳利升建筑公司参与的只是“登云梯”第二标段工程。工程于去年春节前完工,李建明本应结算工资3178元,但只拿到了1000元。包工头张培民说,“公司没有把钱完全给我,所以我也没辙。”

　　利升公司法人代表王平对事情经过作了较为详细的交代：该工程标的为70.18万元，云阳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下称新城管委会)于去年8月拨付了15万工程款，年底又拨付了30万，一共是45万。“70万工程款中我们需要用来支付的工资就达40万，新城管委会给的45万我们不可能全部用来付工资。”对此，云阳新城管委会副主任袁海光的解释是：“完工不等于竣工，我们要等验收合格了才能划拨工程款。这是规定的。”9月30日，工程通过验收后，利升公司收到了余下的工程款，随后，他们与包工头结算清楚。

　　建筑商垫资的普遍现象

　　参与云阳新城建设的栖霞建筑公司，目前垫付的工程款已达1200多万

　　“讨工钱”事件发生后，云阳县建委于10月29日开始，清查新城建设中建筑商拖欠工钱的问题。参与新城建设的建筑公司有30家，栖霞建筑公司是其中一家，同利升公司一样，它也参与了“登云梯”建设，承包的是梯三一段工程。在该工程中，它拖欠了民工10万元左右工资。对此，栖霞公司该项目负责人许杰介绍，“梯三一段工程合同标的为96.58万元，但该工程超出预算将近50万元，新城管委会至今还没给我们，造成了我们发工资困难。”新城管委会副主任袁海光解释："工程还没有最后结算，只有结算后才能知道是否超了预算，如果超了是超了多少。"栖霞公司办公室主任解书银还向记者展示了一份账单：地产管理所200万元，地税局70万元，汽车客运中心190万元，农行11万元，邮政局67万元，养路段5万元，栖霞乡政府80万元，江口中学12万元……共18个单位1286.9万元。这份账单不是该公司拖欠别人的款项，而是被拖欠的工程款。解书银说，他们公司一年承接工程的工程款大约六七千万，这样拖欠工程款对公司来说压力很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人员工资的发放问题。

　　新城建设资金的大缺口

　　云阳建设10年来完成投资20亿,其中国家的移民资金为10.89亿,而县财政每年赤字超1亿,根本无力支持城市建设

　　建筑商垫资，是云阳新城建设中的普遍现象。以该县的学校建设为例，全县要搬迁的学校有100所，目前已建成31所学校，很多是靠建筑商垫资建设。县教委计财科科长陈寒梅手上有本账：建设这31所学校产生的债务已达1.5亿，其中约一半是建筑商垫资所欠。每学期开学之初，总有几所学校的校门被建筑商锁住。

　　云阳县县长肖敏对此并不讳言,而这一情况的背后,则是新城建设资金不足的现状。“新城管委会自1992年成立,10年来,完成投资20亿,其中国家的移民资金为10.89亿,而县财政每年赤字超过1个亿(云阳为国家级贫困县,2002年财政收入1.57亿元,财政支出3亿多元),根本无力支持城市建设。”不仅是云阳，“三峡库区内重庆市所辖区县没有一个不是财政赤字的。”重庆市财政局农业处左良伦处长提供了一组数据，”云阳、巫溪、巫山、奉节、万州、开县、丰都等7个都是国家级贫困区县，涪陵、忠县则是省级贫困区县。每年都需要给这些区县扶贫，拿2001年为例，大致为万州5200万、巫溪4000万、巫山3000万、开县4000万、云阳4000万、奉节3000万、丰都3000万……2002年的数据与此不相上下。”

　　关于移民资金偏低的牢骚

　　国家移民资金补偿确定了按“原标准、原规模”的补偿原则，云阳官员觉得这不合理

　　一边是财政收入赤字，一边是建设资金短缺，这就是库区内重庆市所辖区县的现状。肖敏及众多云阳官员都认为，新城需要建设，但国家拨给的移民资金却偏低。国家在确定新城建设的移民资金补偿时确定了按“原标准、原规模”的补偿原则，云阳官员觉得这不合理。“原来的县城主干道是24米宽，但如果新县城主干道也修成24米宽，百姓肯定都要骂我。现在，我们修了40米宽，但移民资金还是照24米的标准拨的，这就造成了资金缺口。再比如，旧县城的房屋造价约400元每平方米，新县城是600元，而且新县城的房屋建设普遍要比原来的要宽敞，这之间也有一个缺口。”肖敏认为，新城必须要建，而且要用发展的眼光来建。不过，肖敏说这话时并不否认云阳126万人民抓住了历史机遇，改善了生活居住环境，城市环境得到了改进。

　　除了觉得移民资金标准沿用“原标准、原规模”不合理外，云阳的官员还认为，新城建设的资金短缺还有个原因：地形地貌的特殊要求。云阳新城地处山地，建设过程中需要将高边坡、高切坡销平，再砌上高挡墙，以阻止土石向建筑物下滑。上面砌多高的高挡墙，下面就要挖多深的基础，最高的高挡墙高达36米，相应就挖了36米的深基础，而这些是需要资金的，但移民资金中却没有这一项。

　　云阳县县长助理、移民局长黄道辉掌握的数字显示：用于新城建设的10.89亿移民资金中，有4.8亿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而新城管委会的数字表明，目前基础设施已完成的投资按合同造价已达6.8亿元。前后的资金缺口，新城管委会有关人士认为，这主要与地质地貌有关。从2001年起，云阳开始向重庆市移民局递交报告，要求考虑新城建设中的难度系数，增加基础设施的移民资金。同云阳一样，库区各区县也先后以同样理由打报告要求国家增拨资金。不过，经有关机构界定后，仅奉节、巫山两县增加了部分移民资金，云阳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好大喜功”搞开发的传言

　　重庆市移民局官员郎诚认为，库区地方的发展要科学规划、量力而行

　　这样的情况下，建筑商垫资成了云阳解决资金缺口的重要办法。除此之外，云阳解决新城建设资金缺口还有几个渠道：江苏省对口支援(目前已援建6000万元)、社会借款贷款，以及每个部门的上级单位程度不同的扶持。县检察院的办公楼位于新县城中环路上，目前已开始装修。大楼造价1100万，其中获得国家下拨的移民资金仅为140万，县财政并没支持一分钱。检察长李家全道出了他们的解决之道：江苏省高检对口援建100万，重庆市高检和最高检援助180万，从银行贷款了300万。即便有了这么多外来资金，至今也还有380万资金没有到位。根据记者调查，检察院8层高的新大楼建筑面积为9800平方米，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则为86人。于是，民间有了批评新城建设“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的声音。

　　云阳县一位政府要员也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县武警消防中队，只有10多个人，却占了9亩地，这必然会加大建设成本”，不过他同时认为，“90%以上的单位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针对“工程浪费”、“强行上马”等说法，李家全回应：“一个新的时期，不能就移民而移民，还要考虑地方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而重庆市移民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郎诚的观点则是，库区地方的发展要科学规划，量力而行，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郎诚承认了新城建设资金短缺的事实，不过，他对云阳官员强调移民资金不足的说法并不完全认同：“库区区县本来就享受了大好历史机遇，即使没有三峡工程，地方也要发展，不能说移民资金不足，那是不存在的，问题是要如何把握库区的建设与发展。”

　　郎诚提供了一组数据，10年来，投放到重庆境内库区的城市移民补偿投资已达110多亿，1997年到2002年，库区15个区县的GDP平均增长10.3%，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6%,分别高于全市同期平均水平1.6和2.8个百分点，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用重庆市一位政府官员的话说，“三峡工程确实是个机遇，新城建设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接着还有生存与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是需要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各级政府思索的”。

　　□本报记者钱昊平重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