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洋礼帽、一根文明杖、一身酷西装、一双亮皮鞋，周旋于中外商人间，奔波于各行各业里……从1860年一开埠，天津便出现了“买办”这个新兴的职业。

　　-本报记者王志辉

　　“买办是中国近代社会一种特殊的商人。随着各通商口岸的开放，买办逐渐形成东部沿海各个开埠城市中的一个社会阶层。1860年，随着英法联军来天津经商或开办洋行的外国商人都带着广东买办，有的外商甚至还带着买办闯到没有开放的北京。”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刘海岩介绍说，“买办这个职业就植根在近代的天津。一般来天津设行的外国银行、洋行、轮船公司、保险公司乃至电影公司都设有买办，有时甚至大力士或魔术团到天津演出时，也组织临时的买办机构。”当这些外国商人从南方来到天津时，他们奇异地发现自己很难融入到天津商业圈内，各种规矩和标准也很不适应。在这里经商，他们只有依靠买办才能应付这些麻烦。

　　底层起步 小人物变大买办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洋买办”应该是当时国内学历最高的人，毕竟他们是第一批用西装作为职业装的人。而且这些人常年与洋人打交道，外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似乎和人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刘海岩告诉记者：“其实天津各洋行的买办，出身下层者为数不少，有的最初就是洋行的工役、厨司、看门、管库等，他们常年为洋行服务，熟悉洋行办事的规矩以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方式，有的人因此而有机会学会外语，时间长了就被洋行主事人看中，逐步提升为买办。买办有点像他们的第二职业。”

　　据他介绍，天津四大洋行之一的新泰兴洋行买办宁星普，原是河北兴济镇编草帽缏的工人，后在天津经营草帽缏出口生意致富，因而受聘于英商新泰兴洋行。他发家后联络地方人士，支持公共事业，成为天津商会四个总董之一。买办李长春初为洋行厨司，而井陉矿务局买办高星桥，家中历代为铁匠，开设铁铺为业。他早年为了谋生，运煤贩煤，甚至偷煤，也曾开办小煤厂，在火车上当过司炉，后进入井陉矿务局充任司磅，收发煤炭。

　　最为典型的是仁记洋行买办李辅臣。他是天津本地人，早年家境贫寒，靠做小贩、摆小钱摊、兑换银钱、跑钱帖为生，后经人介绍到仁记洋行做杂工，担污水桶、打扫卫生等。由于他的这段经历，以致他发迹以后，人们在背地里还常常称他“泔水李家”。在清末，由于各地银两成色不同，银平各异，加上制钱、钱帖、拨码等复杂情况，洋行华账房在与中国商人交易支付时，须雇用有经验的当地人负责兑银、点钱、催账等。于是，对银子成色和天津的银钱行情非常熟悉的李辅臣便被仁记洋行的华账房看中，提升为会计司事。几度升迁，他成为华账房的主要成员。

　　庚子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给李辅臣带来了发财的机会，他不仅借助洋行向清政府索赔，发了一笔财，而且庚子后仁记洋行实力大增，李辅臣的财富也与日俱增。

　　南人北上 天津买办南方造

　　“虽然天津当时也算是个开放的城市，但由于开放的时间比较晚，所以最早来天津的外国洋行开始都任用南方人做买办。美国旗昌洋行一开始便由上海人刘森为天津行的买办，直至1873年才改任天津人大生为天津行买办。宝顺洋行也从1861年就在天津任用了4名南方人做买办。”刘海岩据此断定，天津的买办都是由南方各地人慢慢地被天津本地人替代的。

　　另据他介绍，一些总行设在上海的外国洋行或银行大都是从上海委派经过培训的买办到天津。1880年，汇丰银行开始筹划在天津设立分行，吴调卿经上海汇丰买办的保荐，随同洋经理到天津筹备设行。至1882年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开始营业，他即担任天津分行的首任买办。

　　另外，在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买办都来自广州附近地区，即广州府所属各县。尤其是香山、南海和番禺，是大多数广东买办的故乡。“香山人”这一名称甚至被看做是“买办”的同义语。

　　最著名的英国怡和洋行，其买办几乎是清一色的广东人。他们互相介绍、攀援、担保，控制了许多口岸怡和洋行分行买办的职位。在天津也是一样。1971年，当怡和洋行成立华海轮船公司时，著名的怡和买办唐廷枢便推荐他的弟弟唐茂枝前来担任天津怡和洋行的买办，专为怡和经营运输业务，这是文献记载怡和洋行天津分行最早的买办。其后，天津怡和洋行买办一席一直为广东买办所垄断。19世纪80年代以后，天津的买办中出现了宁波人，他们多数是商人出身。当时广东、江浙一带对买办已很少歧视，到北方来当买办被看做是发财的一条捷径。

　　蔑称洋奴 最初津人不愿干

　　“正当南方人都认为到天津当买办是一条‘致富之路’时，天津本地人却还很保守。他们把帮洋人做事的人称为‘洋奴’，本地商人一般都不屑于当买办。就是在1900年天津都统衙门开始征收各项税捐，天津人也认为是买办向洋人蛊惑的结果。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后期才发生改变。”刘海岩告诉记者，买办刚到天津的时候，商人们一般都不会与买办做生意，外国人在天津的采购也是很艰难的。

　　直到19世纪后期，买办才被天津商人所接受，一些本地商人也开始进入外国银行或洋行充当买办或任兼职买办。

　　20世纪初天津成立商会时，买办也是非常活跃的，有5名买办在商会先后任董事，本地籍的新泰兴洋行买办宁星普还被推举为商会的领导人。到了1911年，商会的主要领导人都由外国银行或洋行的买办担任的，总理是年已70岁高龄的宁星普，协理是横滨正金银行买办吴连元。

　　刘海岩称，早期的买办更代表着一种近代社会的新职业，也开启了近代社会流动的闸门。买办的出现给社会下层提供了一个发财致富的机遇，随着商人阶层在城市社会地位的提高，富有的买办也有机会步入社会的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