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周年祭遗忘是最危险的敌人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11月19日11:57 青年参考

　　与数百年前的旧世纪不同，SARS这种尚不知晓来自何方的病毒一如无法确认起源的艾滋病毒一样迅速肆虐全球。在今天，任何一种瘟疫都会同时威胁整个人类。SARS，只不过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中最新出现的一个。

　　本报主笔　黄章晋　　记忆，从正名开始

　　最近，几部国内反映SARS期间的影片遭遇了票房惨败。是我们这么快就忘记了那场灾难吗？且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太平洋那边的新大陆，在9·11两周年后，美国人至今还没有出现一部反映9·11的电影和小说。对于灾难，或许沉默和回避是一种独特的记忆方式。而像《38度》这样的轻喜剧和《非典人生》之类试图将之涂抹上一层温情的影片，显然低估了人们对SARS的深刻记忆。健忘的，不是曾笼罩在SARS恐惧阴影中的大众，而是几部急功近利的电影。

　　消毒水气味刚刚散去，生活仍在继续。但政府通过媒体不断提醒我们SARS可能还会复发，而翻开历史书页，我们知道可怕的瘟疫从来不曾远离人类。遗忘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是的，从媒体的报道记录来看，对大多数人来说，改变我们生活的SARS更是几个月前才爆发的。但我们应当知道并记住，这场瘟疫并非我们感受的那样“突如其来”，从最早的记录——去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出现的“怪病”开始，它已迫临我们一周年了。我们不应遗忘，SARS的疯狂扩散，恰在最早发作和我们知道它发作的时间差——那段空白历史的错觉当中。

　　在SARS一周年这个特殊的时段，进行一番思考、评论当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对媒体来说，首先是忠实地记录历史。其价值在于，忠实记录永远比评论和思考更有历史的穿透力。因此，在推出SARS周年特刊之际，我们以为，真正的记忆当从对这场瘟疫“正名”开始。今天，在各种场合被混用的“非典”和SARS是两个具有完全不同病原学术内涵的医学术语。非典性肺炎是人类已经比较认识的疾病，而SARS则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的首字母缩写。它描述了疾病的严重、急性和呼吸道三个重要特征。

　　“非典”并非SARS的准确翻译。遵从科学和准确的称谓原则，作为一份有责任感的报纸，我们严格统一使用“SARS”，是为忠实地记录历史。遗忘，往往是从语焉不详和游移暧昧的称谓和描述开始的。

　　那些不应忘记的人和事

　　历史事件总是和一些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一场SARS让世人记住了一个中国普通医生的名字：蒋彦永。

　　他不是治SARS的专家，甚至并不诊治SARS病人，他的贡献是说真话。尽管4月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SARS防治工作时的态度已显露出与一些地方官的明显不同，尽管4月4日，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在记者招待会上为中国没有对SARS及时做出反应表示道歉，但是，人们还是愿意将4月8日向外界透露SARS真实情况的老军医蒋彦永当成真正的英雄。

　　从时间顺序上，中国抗击SARS的历史转折正是在他勇敢地站出来之后的4月20日，这天下午，中共中央免去了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和孟学农的市委副书记职务。新一届政府领导人的果断让多数公众感到突然的同时也增添了信心。事后，这位72岁的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只有平静的几句话：“我觉得医生不说真话，死人要多，国家要吃亏。”

　　中国迅速扭转局势取得抗击SARS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当机立断和迅速推动的变革。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出现在危险期间的广东街头，6月，总理温家宝出现在香港疫情重灾区淘大花园和威尔斯亲王医院，慰问SARS死者的遗孤及奋战在前线的当地医护人员。领导人平实朴素的形象为安稳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一届政府由此获得的亲民声望在此非常时期实属苍生大幸。

　　有一个人，我们差不多早已忘记，甚至我们不曾认真地提起过他：世界卫生组织的意大利医生，1999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集体的成员之一——乌尔巴尼。正是这位来自利玛窦故乡的“白求恩”，在越南治疗一位感染SARS的华侨时，敏锐地发现了异常，最早向全世界发出SARS疫情的紧急警报，同时对越南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预防措施和千万不要隐瞒疫情的忠告，他的建议使得SARS在越南的扩散被迅速遏止。

　　这位专治“儿童寄生虫病”的医生拒绝了妻子的阻拦，投身到抵抗SARS的一线。他在向外界发出警告20天后以身殉职。在他死前与妻子的争吵中留下了一句话：“如果我在这种形势下畏缩不前，我到这里干啥来啦？难道是来参加鸡尾酒会？”

　　乌尔巴尼是世界上第一位死于抗击SARS并荣获联合国表彰的医生。而对这种全新的瘟疫以“SARS”命名，正是他第一个建议的，在“冠状病毒”被发现证实了他的猜测后，世界卫生组织决定正式采用“SARS”这个名字以纪念这位伟大而无私的英雄。

　　瘟疫没有国界

　　乌尔巴尼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成员，他发现并因之而殉职的瘟疫也是无国界的。我们这个时代在共享全球化带来的一些便利时，也因交流沟通速度和频率的加快在瘟疫降临之时而必须共担更多的风险和责任。

　　与我们耳熟能详的艾滋病和各种流感不同，在我们还没弄清SARS是怎么回事时，大半个世界就沉浸在恐慌的气氛中，并开始连锁性地引起了一系列全球反应。

　　我们注意到，在这场整体性的灾难来临之时，中国与以往不同的国际合作态度。从SARS开始大规模爆发，中国政府就积极地与世界各国和组织配合，及时地提出了援助要求并积极地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监督。而当年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们曾拒绝了全世界伸出的援助之手。尽管SARS的情形不同于地震，但这种积极务实的态度对这次战胜SARS，有着巨大的作用。

　　SARS有可能再度复发，因而，更加积极的国际技术合作，实现信息和数据的共享，是人类最终战胜SARS的必须选择。今天，全世界的医疗科研机构正从各个方向努力，共同寻找有效克制SARS的良方。我们获得了什么免疫力

　　拜现代科学的进步所赐，能像历史上瘟疫成为人类社会“抑制”人口增长方式的SARS，只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小的人员损失。甚至，青年经济学者钟伟在灾难期间发表的SARS“将不会对中国GDP造成影响”的观点，居然也在普遍的质疑声中奇迹般得到验证。

　　显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完善和高效率，是人类社会将瘟疫的杀伤力和震荡不断降低的最关键因素。

　　从刚刚肆虐过后的SARS中，我们的社会获得了什么免疫力？这是在SARS周年时最值得追问的。

　　今天，我们很容易迁怒SARS被解职的120余名各级官员，很容易为中国医卫警报系统竟然比不过WHO派驻越南的乌尔巴尼一个人而愤怒，也很容易责怪中国科学家在占尽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却完败给外国同行。但我们必须看到，这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组织运行机制的落后。部分政府官员表现出的颟顸和研究机构的低效率，并非个人化的选择，更带一种社会组织体系的惯性。它是传统管理思路下政府提供公共物品错位和不透明机制以及公共事务条块分割的产物。

　　中国政府的公共物品，长期以来被理解为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诸种任务。SARS迫临之时，控制信息以“稳定大局”，确保经济不受影响就成为地方官员的首要立场。然而，一方面谣言和猜疑却建立在政府信息不透明的土壤上，控制只能使恐慌蔓延；另一方面，逐级传递的信息失真，造成其他地方在迅速扩散的SARS面前措手不及。最终的结果是，整个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和公众的巨大恐慌。

　　让我们在今天感到欣慰的是，新一届政府在SARS期间重造政府公信力的决心和魄力，它让我们看到政府在公共卫生系统信息透明化上前所未有的努力，也让我们看到，在制止恐慌安抚民心上，提供瘟疫的真相远比立场更有力量。

　　温家宝总理曾强调“多难兴邦”。从这个角度看，SARS是一场检验和提高中国科学技术力量和社会体制运转效力的综合考验。它暴露了我们体制上诸多习而不察的漏洞。而政府在短时间内的制度建设，修正和弥补了医疗卫生防疫系统上存在的问题。

　　危机，往往是变革的契机和动力。这或许是SARS这场刚刚过去一周年的灾难带给我们的惟一的正面记忆。但是，我们希望变革并不总是要靠危机来作为动力的，不要在危机来临之后才想起变革。这也就是我们在SARS周年到来之际，以特别报道的形式祭奠这场灾难的全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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