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文字：燕于

　　最近相继破获的几起特大杀人案令人震惊：杨新海跨4省抢劫、强奸作案25起，杀67人，一些被害者竟被灭门；黄勇以网络诱杀17名中学生；马勇等人诱骗杀害12名求职少女。
　　是什么使人变得如此残忍？为什么暴力犯罪难以被有效遏制？暴力蔓延的背后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应对？新浪网就此话题专访了被誉为“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

　　新浪观察：这几起骇人听闻的血案发生后，黄勇、杨新海等凶手被人们称作“变态杀人狂”或者“杀人恶魔”，就您掌握的最新材料，您是如何对他们做犯罪心理画像的呢？

　　李玫瑾：我只能回答一部分，因为我只看到了一部分第一手材料。很多犯罪心理和眼前的心理有关，但又不完全局限于眼前的事情，往往可以追溯到很遥远的过去。黄勇就是很典型的案例，他的犯罪心理应该追溯到他的童年。人的行为通常受理想、愿望决定，而且往往不是现在才有的，是早年就有的，幼年的一个理想往往会决定人成年以后的很多事情。黄勇也是如此，人在幼年时心灵是比较单纯的，同时对接受的信息印象会非常深刻。黄勇在10岁左右看过一个暴力片，他印象太深了。很多暴力片都是很血腥的，或者是征服性的，这在一些少年心目中就是英雄，而且片中往往也把这种人描绘成英雄。对男孩来讲，尤其是想成为英雄的少年来讲，可能就会受影响。所以这个理想在他的幼年就已经成立，用他的话来讲：“一直想实现”、“做一个杀手很酷”。

　　杨新海的第一手材料我还没有，因此我不能对他做出更多的分析，不过至少他的主观恶意是非常强的，跟多数犯罪一样，他是有利可图的，比较多见，他为了钱财去杀人，而黄勇是为了达到幼时的一种追求或体验，是变态。

　　新浪观察：什么是司法意义上的心理变态？心理变态的凶手需要负刑事责任吗？

　　李玫瑾：昨天我还在网上看到有个博士分析黄勇是不是有心理疾病。变态是相对常态而言的，什么叫常态呢？常态是相对大多数而言的，就是我们在统计学中的中间的一部分，极端的那部分就叫变态。变态不等于精神病，这是两个概念。精神病在司法上的概念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丧失自我意识和控制的人，才是不具有刑事责任的。变态虽然和常人不同，但他的自我意识是完全正常的，所以他要负完全的刑事责任。黄勇就是这样，他杀人取乐或者叫杀人体验，是他的人生观和兴趣发生了问题，是肯定变态的，因为常人是肯定不会这样的。

　　新浪观察：社会应该如何防止人的心理变态？您觉得这几起案件带给我们是警示是什么？

　　李玫瑾：通过这个案件，我们看到一些暴力的宣传对于未成年人具有很恶劣的影响。这是国际公认的。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就做过一个实验，专门研究暴力片对儿童的影响，最后的结论就是100%的影响，这个案子只不过再次证实了这个结论。所以现在的影片，包括一些游戏对未成年人确实有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国外要把很多片分级，对于儿童，绝对不能涉及暴力或者色情。

　　其次就是社会要对一些不太和别人打交道的人、独往独行的人投以更多的关注。黄勇在说到他10岁看过一部暴力片之后又说过一句话，他说但是他在网络上感到了温情。当记者问他什么温情的时候，他没有回答。这个信息对整个案件的心理分析、甚至对犯罪心理学的研究都非常重要，但这可能永远是一个谜，因为在社会的压力下，他很快就会被枪决，以至于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去对他进行调查研究和验证我们的分析。要知道获得这么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多么的不容易，我现在非常急切想获得关于他的更多的第一手材料。

　　新浪观察：从目前的评论来看，似乎有更多的言论把矛头指向了公安机关，认为平舆杀人案久久不立案、不侦查，认为犯罪信息不够公开，认为中国的案子是“不破不报”。您是怎么认为的？

　　李玫瑾：也不完全是这样。不破的时候，很难定性一个案子，你让人家怎么报？黄勇这个案子，如果没有那个小男孩逃生出来，案子被揭露出来，那报什么呢？只能公布这些孩子失踪了。公安机关立案是根据立案规则来的，不能自己随便立还是不立。有些案子是“涉嫌什么什么”的，它可能会立；但在涉嫌的情况不清楚的时候，有可能也不立。要从两方面去讲，一方面，公安机关以前遇到这方面的案子并不多，即便从整个社会来讲，这样的案子也不可能一天一起，所以有些事情是没有想到的，没有快速的那种反应，联想到可能是杀人案，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案例，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案件的时候，公安机关会很快的反应的，谁都有吃一堑，长一智的情况。

　　新浪观察：有人指出杨新海流窜四省作案，被害人多达65人，而在这么大的范围和这么长的时间内，执法和刑侦部门没有对犯罪进行丝毫的预防和警示，您的看法是什么？

　　李玫瑾：这是我们不断呼吁的一个问题。犯罪的预防比打击更重要，预防有一些具体的手段，过去我们预防的更多的是靠人口管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大家都知道，人口都动起来了，不可能不让人家流动。人口流动跟犯罪是有直接关系的。在人口流动的状态下，我们现在也在尝试新的管理模式。但是这种管理模式只适用于正规的流动人口，但是对于不正规的流动人口，公安机关也很难把握，比如坐飞机流动我们肯定能掌控，因为有身份证，但是流动可以有很多方式，很难控制。再加上很多人做案也是流动做案的，在没有发现这个人犯罪之前，不能因为他有过刑事记录就不让人家流动。这是社会提出的一个新的问题。

　　新浪观察：还有声音对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案底制度或者叫刑事记录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大家都知道杨新海是一个累犯，而他“三进宫”后获得提前释放，居然很快就从公安机关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这在西方国家似乎不太可能。

　　李玫瑾：这个记录的问题很好。不光是刑事记录的问题，监控也是一样。但我们还关注人权的问题，哪怕他有过50次记录，只要他不是在押犯的话，他就有他自由的权利，警察就不能限制他，他愿意上哪就上哪。这也是法律亟待完善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些有比较严重的刑事记录的人，法律应该如何规定。

　　现在公安机关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执法的规范问题和法律的程序问题，像非法拘禁、孙志刚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还包括逼供等等。所以现在公安机关在操作当中也很难。对于累犯的问题不是公安机关能够控制的。首先在立法上应该有一个规定，然后公安机关才能照此执行。所以这不是公安部门的事情。社会上一见到犯罪就归咎于公安机关。研究这个问题应该客观的去看，警察就是执法者，他并没有自己制造法律的权力。再加上现在又特别强调执法过程中对人权的尊重，特别是孙志刚事件对警察的震动很大。所以现在警察在审理各种人员时也非常谨慎，导致某些流窜性作案人员确实是难以得到规范的控制。

　　新浪观察：深圳和平舆发生的命案似乎都跟被害人的“轻信”有关，只要几句话一个少年会跟陌生人走，只听说给找工作一个女青年就被陌生人带走，您是怎么看自我保护意识这个问题的？

　　李玫瑾：这个问题提得好。黄勇案件逃脱出的那个小男孩，问他当时怎么就随便跟那人走了呢？男孩说：“我怎么也想不出来他图我个啥。”他觉得他首先没有钱，其次觉得他又不是女性，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图的是他的命。所以说现在犯罪也是在变化的，自我保护意识真的很重要。

　　现在犯罪学研究也提出这样的观点，有些犯罪和受害人是密切相关的。有些受害人是低风险的，有些是高风险的。低风险一般是犯罪恶意非常强，犯罪高风险往往和受害人的过错有关系，比如妓女，她们受害的比例非常高，第一她们得不到社会的同情，第二她们在道德行为上被社会否定，有些人就把她们作为侵害对象，比如还有些人敲诈赌徒，他们也不敢报案。

　　新浪观察：类似这样的杀人案可能时有发生，但是目前的情况跟80年代相比毕竟是大不一样。这么说您同意吗？

　　李玫瑾：当然犯罪要复杂的多，价值的多元化，对个人隐私的尊重，个人自由权增大了，导致人的肆意妄为。相应的管理机制确实也在完善过程中，社会在变化，公安管理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公安机关应该有这么一个做法，在案件发生以后，应该对社会提出一些建议和警示，就类似我们在商场里见到的警察提醒防止小偷的扒窃。通过这个案件，我们也应该给社会一个公告，如果你的家人失踪，如果你周围的人失踪，应该及时报告给警察。

　　新浪观察：这些犯罪行为上的变化其社会根源在哪里？

　　李玫瑾：犯罪心理很复杂，与社会的变化有一定关系。前30年社会是处于一种控制范围内的，所有人都是有单位的，而且那时候人员是不流动的，你出去的话，没有粮票会饿死，农民出去没有现金，相对的管理就很容易。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人的活动都是自由的，再加上我们正在强调人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追求幸福的自由就多一些，所以也要为它付出代价，就像我们常说的，美国要为她的自由付出代价。

　　再有就是现在我们对个人隐私的尊重和保护的意识的增强，比如人家个人的私事我们不要问太多，人家的住宅我们不要轻易去打扰。这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犯罪学的一个概念：社会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社会控制有两种：一种是正式控制，像法律，单位对个人的管理，还有户口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的控制手段；另一种是非正式控制，比如邻里四方、“小脚侦缉队”。一个有妇之夫就不会随便领一个异性回家，周围的街坊难免会撞见，他们就会议论，就会传到他的配偶那里。这种邻里的互望就是非正式控制。随着我们现在行为自由度的增大，住宅方式的变化，非正式控制就在不断弱化。

　　新浪观察：有观点认为旁观者对犯罪行为的漠视助长了犯罪人肆无忌惮的心理，尤其是前一阵都江堰弱女当街被杀案引起一片声讨，人们甚至把这条街称为“冷漠街”，您认为旁观者有义务去制止犯罪吗？

　　李玫瑾：这是一个挺难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见义勇为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但不能用这个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从两个角度讲，一个是社会的宣传应该形成一种风气，就是“助人就是助己”，而不是牺牲自己为了别人，这个角度现在不太恰当。只有别人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去帮助别人，你倒霉的时候才会有人帮你。绝对不能漠视不管，否则有一天你也会遭遇跟受害人同样的处境。要明白这个道理，让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循环。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

　　其次，见义勇为有多种方法，见义勇为不等于粗鲁的冲上去，三下两下把施暴者打倒，这是“武松时代”的观念。有很多机智的方法，比如悄悄打电话，悄悄的传递信息出去，用某种方法帮助受害人。不要硬碰硬，因为犯罪人一般都有备而来，比如身上带着凶器，他可能有命案在身，可能什么都不在乎。另外机智的人也应该受到奖励，这方面也要加强。

　　新浪观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相关专题：新浪观察：警惕中国社会暴力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