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GDP增长率长期饱受争议，皆因其核算和发布体制不完善所致。国家统计局将对GDP核算和发布制度作出改革，力图使关于中国经济的统计指标更科学更接近实际，而“隐性经济”也将在GDP中得到反映，成为其中亮点

　　本刊记者/李楠

　　中国将于2004年进行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并改革GDP核算和发布制度。1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会上如是宣布。

　　这将意味着，人们已经熟知的中国近年来的一系列经济增长数字可能有所调整，未来公布的关于中国经济的统计指标将更加接近实际。此外，以前从未被列入统计范畴的“隐性经济”也将在中国的经济统计指标中有所反映。

　　围绕GDP的争议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国内国际关注的焦点。

　　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问题，有研究表明，只有经济的年增长率保持在百分之七到八，才能够化解由于人口增长导致的就业压力加大，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对于地方官员，当地的经济增长与政绩考核、升迁关系非常密切，所以维持一个高速的经济增长率是地方官员最为关心的事。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即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国经济总量的若干指标中的一个，由于常用，逐渐成了经济增长的代名词。

　　SARS前后，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争论的重点，一些学者对这种论调提出批评，认为政府关注经济指标甚于关注人本身，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被曲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演化为“以GDP为中心”。

　　中国的GDP增长率在国际上也广受关注。2001年底，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基质疑中国官方公布的GDP增长率有水分，并在国际上引发了一轮关于“中国崩溃论”的讨论。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又有一些西方学者根据200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贷款的迅猛判断，中国今年的GDP增长超过10%，远远高于中国官方估计的8%。

　　GDP更科学更准确

　　为什么中国的GDP增长率会引发如此多的争议？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给出的解释是，中国GDP的核算和发布体制不完善。他同时强调，中国对GDP核算和发布体制的完善只是从统计技术进步的角度考虑，与“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无关。

　　中国现行的GDP核算和发布制度是1985年建立的，包括预计、初步核算、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等步骤。

　　李德水说，现行制度最大的问题是，GDP数字没有建立起定期修正和调整的制度。在获取了更全面的基础资料以后，只公布调整后的GDP绝对量，而不相应公布修正后的增长率数据，导致中国的GDP增长率一旦公布，就“驷马难追”了。李德水说，美国最初公布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是1.6%，45天以后调整为1.9%，75天以后最后确定为1.4%。他以美国“大起大落”的数字来说明，中国略显僵化的发布体制应该向国际标准靠近。

　　除了以后的数据将确立调整制度外，明年经济普查以后，中国还将对自1952年以来的国民经济总量和增长率数据做出修正。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高级统计师许宪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说，经济普查将提供更多比较全面、准确的基础资料。过去的GDP统计对服务业的统计是有限的，经济普查将提供更多关于第三产业的基础资料。经济普查还将把此前各分类普查都没有涵盖的建筑业包括进去。这些都将对人们已经熟悉的GDP指标产生影响，但许宪春不愿意对GDP指标浮动的趋势做出预测。

　　此次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是，除出现特殊情况(如SARS疫情)外，国家和各地区原则上都不再对外公布月度GDP数字。另外，为了增加GDP总量及增长率的可信度，在发布GDP数据时要同时发布与其相关的重要数据，必要时还将公布核算方法。

　　“隐性经济”浮上水面

　　“隐性经济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8月份我到意大利拜访了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局长，他对隐性经济很有经验。”在回答隐性经济如何在统计中有所反映的问题时，李德水做了上述表态。

　　中国现行的关于国民经济的统计是不将非法的经济组成部分计入在内的。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西方经济学原理对GDP的定义都不包括非法经济，但国际标准要求把这一块包括进去，这部分经济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包括进去就会把整个经济状态扭曲。有一些经济可能是非法的，但购买这部分服务的支出可能是合法的，如果不计算进去，那支出部分也体现不出来，整个交易活动也被扭曲了，而得不到一个完整的数据。

　　许宪春告诉记者，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解不一定要和政治、法律挂钩。从政治角度看，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经济核算方面，国际上规定，只能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内进行，这就避免了政治上的纠纷。隐性经济虽然不合法，但在做统计的时候还是应当尽可能地将其体现出来。

　　与隐性经济相关的基础资料难以获得，全面衡量这部分经济是很困难的。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是意大利，该国的统计部门主要从从事隐性经济的人数、在不同行业的分布，人均GDP增加值等方面来进行匡算，其中也包含了很多的估算成分。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帆对于统计部门将要在这方面进行的探索并不持乐观态度，这位自称“非主流”的经济学者以颜色来命名各种不同的隐性经济。杨帆曾在1998年做过一个测算，“黄色经济”占当时经济总量1.5个百分点，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这个产业自身趋向饱和，如今“黄色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有所下降。另外，以走私为主体的“黑色经济”的比重，随着关税的降低和国家打击力度的加强也有所下降。有可能被纳入统计体系的隐性经济主要是这两部分。

　　在杨帆看来，隐性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灰色经济”，即权力资本化，以行贿、受贿、行政审批、非法拆迁为主要表现形式。“灰色经济”部分近年来一直保持着发展的势头，但也是最难以估计的。

　　缺乏的绿色GDP

　　GDP是反映经济走势最重要的指标，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它没有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所造成的损失。为了校正这一缺陷，世界银行在1997年推出了“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用以衡量各国扣除了自然资产(包括环境)损失之后的真实国民财富。

　　事实上，虽然有许多学术机构在测算绿色GDP，但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公布过绿色GDP。许宪春说，绿色GDP核算有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计算GDP的基础是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只有在交易的时候才能产生，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的价值量很难计算。

　　杨帆认为，中国统计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引入绿色GDP，技术困难不应该成为阻碍的理由。“公布不了价值指标，可以公布使用价值指标，砍了多少树，种了多少草，毁坏了多少耕地，因为不改变各级政府追求GDP的冲动，中国经济就维持不了几年。”

　　对于各地官员片面追求GDP增长，而不惜破坏环境和资源，统计部门也无能为力，“这是我们对干部的评价标准决定的，”许宪春说。

　　专家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绩不要和经济增长挂钩，要用一套综合社会指标来考察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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