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到来前夕，在联大艾滋病特别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高强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承诺：中国政府将免费为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提供治疗药物，受惠者将是城市低收入的艾滋病患者和农村的艾滋病人。

　　更大范围的有组织的防治工作早于今年3月全面展开。中国在涉及11个省份的51个县级行政区划里建立了“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政府承诺，在示范区内凡是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都能获得免费治疗。据悉，到今年年底，示范区的数量将增加到127个。

　　但我们的现实救治依然捉襟见肘，药品发放缺乏连续性，导致很多艾滋病村庄缺医少药，病人吃吃停停；而与此同时，生产抗艾药品的制药厂也因考虑经济效益而步履蹒跚。

　　面对艾滋病人，面对那一张张死亡的脸孔，我们的社会依然处于非理性阶段。作为公共政策的议题，治理艾滋病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从艾滋病患者缺医少药的情状中，我们看到，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力度和手段尚待进一步加强。

　　正如河南民间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高耀洁所说：“在我们的地区已经有许多人死于艾滋病，并留下许多孤儿。我们还是太晚了，我们可能要遭受更大的痛苦才能知道我们面临问题的严重性。”

　　河南艾滋病村免费药物治疗调查

　　东方早报记者高英雄发自河南上蔡

　　出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城向南，坐机动三轮车30多分钟就到了邵店乡后杨村。在该村附近方圆十多里地，还有邵店乡十佛村，芦岗乡文楼村等普通的中国村庄，它们都被外界称为艾滋病村。

　　普遍的说法是，这些村的大多数村民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因“卖血”成了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毒携带者。

　　今年3月份，上蔡县成了卫生部试点的“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按照政策，在这里患病的村民们都能获得免费治疗。

　　[前后两种抗病毒药]

　　11月20日中午，河南杨屯乡周宇村王庄，雨后的阳光穿过破旧的窗帘，照在丁文生脸上。在这间阴暗而充斥着霉味的农房内，丁躺在床上，气息微弱，他今年51岁，正值中年。

　　“没有办法，”丁文生47岁的妻子王满秀指了指桌上的一堆药品说，“这些救命的药喝完之后，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记者采访的几十分钟时间里，王满秀不住地唉声叹气，眼角挂满了泪水。

　　王满秀所说的“这些救命的药”，是去年冬天刚开始免费治疗时发的抗病毒药，这种药只发了大概6个月，就换成了现在的药。

　　据王满秀说，现在的抗病毒药，她丈夫吃了之后浑身发烧，即使用对症的药止住身上的烧，体内的烧还是止不住，“吐出来的气，烫手”。王满秀听别人说才知道，这是药的副作用。

　　为了救丈夫的命，王满秀四处找人借原来发的、几乎没有副作用的抗病毒药。哪些人有这种药呢？就是那些已经患病死去、还没有来得及将原来的药吃完的人家。

　　王满秀说，她一家一家地去哀求，才弄到一点点，这些弄来的药很快就要吃完了。

　　记者从王满秀手中接过“这些救命的药”，它们分装在3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一种是东北制药厂生产的齐多定片，一种是黄色的胶囊，还有一种是表面嵌着VIDEX英文字母的片剂，后两种药，已经粒粒可数了。

　　在周宇村，像王满秀一样四处借原来的抗病毒药的人还有很多。

　　11月19日下午，记者走进后杨村8组35岁的章安芹的家时，她也正躺在床上。章安芹说，她是去年腊月患的病，咳嗽、发烧，吃了发的抗病毒药后，“效果蛮好，能吃饭，身体慢慢胖起来，发烧咳嗽也都止住了。”

　　但几月后，上面发下来的药换了，而换过之后的药，章安芹只吃了两个多星期就不敢吃了：脸浮肿，疼得受不了，“像要死一样”，而且身上起疙瘩，痒。没有办法，章安芹只好去借原来的抗病毒药，她所借药的对象，同样是那些已经死了人的艾滋病人家。

　　因为副作用大，现在发的抗病毒药，很多人都领了放在家里，没有吃。后杨村8组的曾先民给记者提来了一大袋药，用塑料袋装着，系得死死的，费了一番功夫才解开，他说这样的药他家里还有一大包。

　　这种副作用大的抗病毒药也分为三种，一种同样是东北制药厂生产的齐罗克定，一种是上海某生物公司生产的250毫克袋装去羟肌苷散，还有一种白色的片剂，不知道什么名字。

　　记者所接触到的艾滋病患者都反映了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问题。后杨村卫生所的医生陈林用了一个统计数字，他说，在后杨村，抗病毒药的适应人群占30%，不适应人群占70%。记者所了解到的文楼村的情况是，刚开始的时侯吃这种药的有300多人，现在只有30多人还在吃。

　　抗病毒药物副作用的症状因人而异。记者调查到的几种主要症状是：头疼、发烧、恶心、呕吐、起皮疹、不能进食，有些人还伴随着视力模糊。

　　为什么前后两种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有如天壤之别？村民们的说法是：听说原来的药是进口的，后来发的药是专利权过了期的。

　　[缺医少药的卫生所]

　　后杨村卫生所位于村子的东头，从外观上看，与普通的农家没多大区别———一座五间房的平房，房子前头是一个小院，院子里栽着几棵细长的柏杨树。

　　医生陈林今年48岁，他是后杨村的村民，从前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后来在村里开私人诊所。陈林说自己没有念过正规的医校，他的那些医术完全是自学的。

　　后杨村卫生所共有5名医生，其中只有一个是去年从上蔡县卫校毕业的中专生，也是后杨村人。其他几个医生的情况都跟陈林相似，既是村民，又在村子里开诊所，而且同样当过赤脚医生。

　　没有经过艾滋病治疗方面专门的教育和培训，这些医生的“医术”显然要大打折扣。连陈林自己也说，“土”医生的水平还是很有限，“应该派一些高级医师来指导。”

　　但在整个上蔡县经过专业的艾滋病治疗培训的医生只有一位，在县人民医院。

　　2002年3月，县卫生局出资在后杨村修好了房子和院子，将陈林等几个“单干”的诊所集中起来，挂牌成立了“上蔡县邵店乡后杨村卫生所”。

　　“当初成立卫生所的目的，就是为村里的艾滋病患者进行治疗。”陈林说，艾滋病患者的治疗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付艾滋病毒，目前主要的方法是将几种抗病毒药物混合起来服用，即通常所说的“鸡尾酒疗法”；另一类是对付并发的感染，比如发烧、咳嗽等等，即通常所说的“对症治疗”，“村卫生所主要是进行一些对症处理”。

　　尽管如此，村里的医生们仍然感到忙不过来。陈林说，后杨村已经确诊的艾滋病人(包括艾滋病毒携带者)有600多人，还不断地有人冒出来，这些患者中有一部分在病情加重时会选择到县、乡医院去治疗，但是日常治疗大多是在村卫生所，这样一来，卫生所的负担很重，一个医生要承担近百名患者的治疗任务。

　　在“缺医”的同时，后杨村卫生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少药”。

　　11月19日下午2点过，记者走进后杨村卫生所时，院子里有十来个村民正等着开药方取药。卫生所东头的房是药房：三架破旧的药柜上看不到什么药品，一张比药柜还破旧的长条桌上，零零散散地摆放着数目不多、大大小小的药瓶，药房的后面杂乱地堆着许多装药的纸箱，有些纸箱是空的，有些纸箱里有少许药。

　　“我们这里药物不全，而且供应不上来。”负责发药的医生向记者诉苦说，卫生所每20天左右到县里去领一次药，每次领药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阿莫西林一次只能领100盒、先锋霉素一次只能领500支(一个患者一次大约用10支)、克林霉素一次只能领100支(一个患者一次大约用5-6支)……“这且不说，稍微好一点的药还弄不到，吗叮啉一次只能弄到5到10盒，而且一两个月拿不到一次。”

　　卫生所西头的房间是挂点滴的房，比起东头的药房来，这里更显寒酸，除了五张破木床，几条脏得看不见颜色的被褥，和五个挂瓶的锈迹斑斑的支架之外，再也不见其它东西。至于医疗设备，则更是无从谈起。

　　“起码应该有一个供氧的设备吧。”这句话，陈林反反复复说了几遍，“有一些急重病人需要抢救时，因为没有供氧设备，救不了，送出去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就是这样的医疗条件，距后杨村10里之遥的张宇村还赶不上。张宇村王庄的村民们告诉记者，他们村里的卫生所只有两名医生，而且只管发药，不管看病，村民们说他们都是自己给自己扎针，一边说，还一边做出在臀部和胳膊上扎针的样子。

　　在三个艾滋病村中，文楼村卫生所的医疗条件最好，有9名医生，而且医生都是从芦岗乡卫生院派来的，所里还有透视机、供氧瓶、抽血化验设备。

　　不过，文楼村一位30岁的女患者告诉记者，文楼村卫生所的药也跟不上来，“常常要早晨5、6点钟就爬起来去排队，去晚了就拿不到药。”

　　[免费治疗之别]

　　在记者调查的三个艾滋病村中，文楼村的患者是完全免费的，患者只要感觉到自己“不得劲”，随时可以到村卫生所诊断、领药、挂针，一分钱也不用出。

　　后杨村和周宇村的患者却不能享受到如此“待遇”，对他们来说，抗病毒的药是完全免费的，患者只需定期到村卫生所去领就可以了，而对症治疗并发症这一块，他们必须使用AIDS专用券，一旦数量有限的代金券用完，他们就必须自掏腰包。

　　记者了解到，周宇村的患者每次(不是每月)可以从村里领到250元的AIDS专用券，后杨村的患者则视病情轻重，轻者每月领到100元、重者每月可领200元。

　　“100元的券根本不够用，病重的话一天就要花100元。”提起治疗费用，王满秀也是长吁短叹。

　　在后杨村和周宇村，很多患者发病后是这样处理的：先用自己的券看病，自己的券用完之后就去找亲戚朋友借(他们的亲戚朋友大多数也是艾滋病人)，借来的券用完之后就卖玉米和小麦，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卖了，就只有躺在床上听天由命。

　　同属一个县，同是艾滋病村，为什么在免费治疗“待遇”上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莫非文楼村的疫情更为严重？村民们说，从疫情程度上讲，文楼村与后杨村差不多，周宇村稍微轻一点。文楼村3100多人，已经确诊的患者是600多人；后杨村3800多人，已经确诊的患者也是600多人，如果算上没有化验的隐性病人，文楼、后杨两个村的艾滋病患者总数应该大致相当。周宇村的患者大多集中在王庄的2个自然村，300多个村民中有40多个患者。

　　村民们解释说，因为新闻媒体最早曝光了文楼村的艾滋病病情，上面对文楼特别重视，所以差别就大了。

　　后杨村与文楼村相隔仅3、4里路，鸡犬之声相闻，但是在免费治疗“待遇”上的差异，让村民们心情复杂，有一些羡慕，有一些忿忿不平，还有一些无奈。

　　后杨村新上任的村支书、54岁的陈国兴说：“要是后杨真正做到像文楼那样，对症治疗也不要钱，群众的情绪就会好一点了。”

　　[AIDS专用券之忧]

　　AIDS专用券是一种黄色的代金券，大小尺寸与一元人民币纸币相仿，面额为10元，上有县财政局和县艾防办的签章，还有防伪标志。

　　据村民们介绍，在上蔡县医疗系统，AIDS专用券可以像人民币一样流通，在私下里，AIDS专用券同人民币也是可以兑换的，“行情最好的时侯，100元的券可以兑换70元的钱。换句话说，贪占到了AIDS专用券，就相当于贪占到了钱。”

　　在周宇村王庄采访时，记者听到了这样的反映，原来的村支书和会计因为贪污AIDS专用券，已经在一个多月以前跑掉了，“现在村里没有干部”，AIDS专用券的发放是“你发两天，贪污一笔，不干了；他再发两天，再贪污一笔”。

　　后杨村的原任村支书在一个多月前被村民们“倒”掉了。一位村民说，原任村支书之所以被“倒”，与AIDS专用券的发放很有关系，在他被“倒”掉之前，后杨村的AIDS专用券由他全权掌握和发放。该村民给记者算了一笔帐，后杨村每月发放下来的AIDS专用券是8-10万元，原来村里每个患者每月只能领到50元，现在却能领到100元和200元不等，“这其中的差额究竟落进了谁的腰包？”

　　此外，村民们还反映，AIDS专用券“使用起来非常难”。村民们说，县人民医院是上蔡县医疗条件最好、医生水平最高的医院，全县惟一经过艾滋病治疗培训的医生就在这个医院，当村里的艾滋病患者严重到村卫生所、乡卫生院无法救治的时侯，病人们往往选择到县人民医院求救，但是，在县人民医院看病，用AIDS专用券结账“很难”：得找人民医院院长签字、得找中医院院长签字、得找艾防办主任签字、得找卫生局局长签字，末了，还要找人民医院财务科科长签字。

　　“一圈字签下来，得花几天时间。”一个月前在县人民医院住过院的章安芹说。

　　[心理阴影挥之不去]

　　“如果没有政府救助，死的人会很多。”后杨村村民董向成掰着指头跟记者数了数，在免费治疗之前，后杨村死亡的艾滋病人有300多人，村子里曾经出现过一天下葬6个亡者的事情，死的多是中年和壮年，年纪最大的51岁，最小的26岁。

　　“我上任以来，基本上是5天死一个。”陈国兴说，他是10月1日选上后杨村村支书的，到记者采访时为止，恰好50天，死了10个艾滋病人。

　　更恐惧的是，死亡阴云始终笼罩在村民们的内心深处。

　　在文楼村一间整洁的农家小院里，38岁的艾滋病携带者郭秀兰向记者诉说了她心里的抑郁。她的爱人去年夏天患艾滋病死去了，留下她和15岁的儿子孤苦伶仃地生活在一起。

　　“我感到压力很大，有时侯整个人像要崩溃一样。”郭秀兰说，特别是看到村子里的人一个一个地死去，想到自己的处境，想到自己可能会死，想到自己死之后，孩子就要变成孤儿，不由得十分恐惧。

　　“我真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变得疯疯癲癲。”说这句话的时侯，郭的眼睛湿润了。据悉，村子里已经有4个人因为患病、压力大而精神失常。

　　刘莲是从邻近的艾滋病村嫁到文楼村的，她说：“今天你死，明天他死，在娘家时听到的、看到的就是这样，来到这里听到的、看到的还是一样。”刘莲说她整天呆在家里，连门都不愿意出。

　　在艾滋病村，像郭秀兰、刘莲这样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的村民还有很多。更严重的问题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该如何舒缓情绪，没有人来抚摸他们受伤的心灵。而心理上的阴云，没有药物可以治疗。

　　除了对死亡的恐惧之外，村民们受到歧视。郭秀兰说，出外打工是根本不可能的，别人一听说是这一带的人就不要，连外面的亲戚都不愿意到村子里来，即使来了，也不吃饭、不喝水，有个红白喜事，搁下东西，坐一坐就走了。

　　另外，艾滋病村适龄男女青年的婚嫁也成了大问题。董向成说，女孩子3里5里的还嫁得出去，因为都是艾滋病村，谁也不嫌弃谁，“到10里之外就没人要了“，而男孩子要找一个媳妇更是“比登天还难”。

　　(注：文中出现的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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