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44人已获免费治疗]

　　早在高强副部长在联合国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做出承诺前，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的相关工作，已在河南等地陆续展开。

　　今年3月6日，河南、河北、贵州、河北、安徽等11个省的卫生厅长齐集北京，与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签下了“建立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项目责任书。这标志着，我国首批51个县市的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正式启动。这一旨在为艾滋病病人和病毒感染者提供医疗救治和关怀，有效控制艾滋病传播的项目，是国家卫生部落实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和《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的具体措施。

　　51个示范区共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艾滋病病人提供免费的抗病毒药物治疗。

　　11月28日，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治疗与关怀室主任张福杰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随着示范区工作的开展，今年累计已有6044人已接受了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截至今年10月底，其中的4981人在坚持服药，占总治疗人数的82.41%.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艾中心主任助理韩孟杰这样形容首批国产免费药物的下发，“随着示范区工作的开展，能够接受免费治疗的人数肯定会不断增加。”

　　即首批51个示范区启动后，今年年底前后，第二批76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也将正式启动。届时，我国将有127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一起开展工作，这些示范区基本上覆盖了我国艾滋病高危人群比较集中的地区，几乎遍及了我国的所有省份。

　　据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办公室计划督导部陈清峰介绍，示范区的诞生源于中国特殊的艾滋病疫情。“病例分布不均，有些地方几乎没有，而有些地区却非常集中。于是，卫生部就决定在流行严重的地区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用综合示范区的方式将全国的疫情基本控制住。”

　　[“我们找不到病人”]

　　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科副主任医师张彤告诉记者，由于艾滋病有一个相当长的无症状期，在此期间，感染者一般不需要进行药物治疗。

　　从目前的认识看，需要进行药物治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为两类。一类是处于发病期的病人，这类病人的免疫功能尚可，但是血液中病毒载量很高，占了需要治疗病人的大多数；另一类为艾滋病毒的急性感染者，这部分病人如果能被及时发现，也需治疗。而目前所说的治疗，就是指鸡尾酒疗法。

　　根据高强副部长在联合国会议上公布的数据，我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万，其中病人有8万例。也就是说，我国目前至少有8万艾滋病病人需要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

　　从这一数字看，6044人仅占需要治疗总人数的十五分之一。

　　对此，卫生部疾病控制司郝阳处长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卫生部曾打算今年将免费治疗的人数扩大到两三万人，但现实状况却并不允许。

　　“我们找不到病人。”郝阳处长说，由于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社会歧视的压力等种种因素使许多艾滋病人不愿暴露自己，一些地方仍然把艾滋病当成瘟病看待，避之不及。

　　河南中医学院退休医师高耀洁为河南防治艾滋病工作努力多年。她告诉记者，在许多地方，目前人们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仍十分严重，病人一旦承认自己为艾滋病人后，孩子便可能被赶回家，而家人也可能被孤立。

　　我国第一位被公开真实姓名的爱滋病患者宋鹏飞的遭遇就是实例，当年，年仅16岁的他被公开病情后，受到了家乡的驱逐，而到北京后的住处，也一度成为“空楼”。

　　“一些病人，至死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得的是艾滋病，肯定也就不会去吃药。”高耀洁医生说。

　　郝阳处长估计，从目前的情况看，明年，他们最多只能找到一到两万病人。

　　[“宣传就是最好的疫苗！”]

　　找病人，也就成了示范区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了反歧视、保护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病毒的检测和监测工作，都遵循自愿的原则。因而，如何来打动病人，让他们有勇气站出来，就是寻找病人的关键。

　　“我们希望通过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的工作，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得到更多感染者和病人的支持和信任，以便更多的人来寻求政府的帮助。”11月24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刘康迈教授说。

　　刘康迈教授所说的工作，包括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对高危人群的干预、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关爱、生活救助和医疗救治等多方面。

　　“治疗本身也是最好的宣传，是一种很积极的手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主任助理韩孟杰说，免费抗病毒治疗不仅能减轻病人的痛苦、延长病人的生命、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还能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水平，对反歧视也有很大好处。

　　治疗本身的宣传作用，已在现实中得到体现。一些河南的病人到北京的医院接受治疗后，体力恢复了、可以干活了，不少同村人就开始愿意接受治疗。

　　“多数农民都相信眼见为实。”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科副主任医师张彤说，一般来说，农民对外界信息的认知有一定局限性，对药物的效用一般无法全面认识，“他们只要看到了哪家的病人吃了政府发的药变胖了、可以干活了、有力气盖房了，自己肯定也会跟着去吃药。”

　　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是寻找病人的另一把钥匙。

　　“如果有一天，人们对待艾滋病的态度能像现在对待肝炎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胜利了。”张彤说。

　　刘康迈教授这样解释部分人对于艾滋病的态度：歧视来源于恐惧，而恐惧则来源于无知。因而，唯有艾滋病知识的不断普及，社会环境才可能有所好转。

　　“宣传就是最好的疫苗！”高耀洁医生对宣传始终执著，这个年近80的老人，如今还在不断印刷宣传艾滋病知识的小册子到处分发。

　　“为了提高宣传的效率，就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办法。病人多的地方，需要加强治疗，病人少的地方，要加强预防和宣传。一些感染者本身也会加入到宣传的队伍中去。”韩孟杰说。

　　韩孟杰所说的不同情况，都要通过示范区的“基线调查”来摸清，这也是示范区所有工作的基础。在成立了由示范区所在地县长或分管卫生副县长为组长，财政、宣传、卫生、教育、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为成员的示范区领导小组之后，“基线调查”就随之展开。这一调查包括每个示范区的感染人数、年龄分布、艾滋病知识认知水平等多项内容，以便据此来制定具体的工作方案。

　　三年内，示范区群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病人及家庭成员预防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达到70%以上，这是示范区的具体目标。

　　[29.4亿元抗艾经费缺口]

　　找不到病人，药物无处可发，而如果病人全部找到了，免费治疗所需的巨额经费也是人们的担忧。

　　由于抗病毒药物的国产化，目前每人每年的用药价格已从进口药物的人民币4万元降至3500元左右。

　　尽管如此，若按目前的8万病人来计算，要兑现免费治疗的承诺，政府每年至少需要投入2.8亿元的药物专项经费，这已超过我国目前每年2亿多元的艾滋病专项防治经费。

　　另外，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由于因卖血感染的病人在近几年将陆续进入发病期，不算今后继续感染的人数，要解决84万感染者的免费治疗问题，每年就需29.4亿药物经费，这超过了我国2001年启动的“遏制与预防艾滋病5年行动计划”的总投入。

　　对此，受访专家并无太大担忧。

　　“只要病人有需要，我们随时可以组织药物，培训人员，以便对病人服药进行指导和关爱。”韩孟杰说。

　　有专家认为，长远来看，国产药物的价格仍有可能下降，而必要时我国“药物强制许可”的启动，也是降低目前进口药物价格的方式。

　　至于经费的来源，多位接受采访的负责人都表示，应该由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共同承担。

　　“因为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只有各级政府共同努力才能做好。”刘康迈教授说。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的增加，足以反映中国政府对艾滋病问题的日益重视。

　　原卫生部疾控司司长戴志澄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最早，在中央没有设立艾滋病专项基金前，卫生部是从整个卫生防疫经费里，划拨出一两百万投入艾滋病防治。当时，对于30余种传染病，可以动用的经费总共才2000万元。

　　2001年，我国的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由之前的1500万增至1亿，而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专项经费仅为500万元。今年，我国又追加了2200万作为药物救治的专项经费，用于为艾滋病人提供免费的抗病毒药物。

　　“无论是哪个国家，资源永远是不足的，但是从这几年国家投入的力度来看，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目前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是相当有效的。”刘康迈教授说。

　　韩孟杰说，免费治疗的承诺已经做出，病人就应该对此放心。“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肯定经过多方面的考虑。病人应该相信，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不规则服药隐忧]

　　“抗病毒药物治疗，不是简单地吃了药就完事了。没有医生指导，怎么保证药物的效果？出现了副作用，病人不坚持服药怎么办？”提及免费治疗范围的扩大速度，韩孟杰抛出了一连串问题。

　　张福杰说，病人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必须选择合适的时机，由于伴随服药而来的毒副作用，是否服药必须权衡利弊，而这一利弊必须由具有艾滋病临床治疗经验的医务人员和一定的检测设备来权衡。

　　“其实，从目前的基层条件看，5000份都多了。”韩孟杰说，抗病毒药物的治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如果配套措施跟不上，所带来的问题也不小。由于我国基层医疗设施、医务人员的薄弱基础，配套措施的完善显然不可能一触而就。

　　产生副作用，是病人在接受鸡尾酒疗法后较为常见的现象，副作用的大小，因人、因配方而异。出现副作用后，若无医务人员的指导，病人停服漏服药物的现象就极易出现。

　　据专家介绍，一般而言，出现了轻度的副作用，病人并不需要对症治疗，只需要进行一定的监测，一般都可顺利渡过；中度副作用就需要一定对症治疗，这种治疗可以缓解病人的心理压力，让副作用的症状得以缓解，目的也是帮助病人继续服药；如果病人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就需要停药或者更换药物配方。

　　“目前我国国产药物所组成的两种鸡尾酒配方，在副作用的发生率上总体并不高。但是，在一些地方有一定的特殊性。”张彤说，由于河南等地经卖血而感染的人群，在感染艾滋病毒的同时，大部分也感染了肝炎病毒，因此，在服用抗病毒药物时，病人肝脏就可能遭受药物和体内肝炎病毒的双重损伤，有可能使肝损伤这一副作用的产生几率提高。

　　抗病毒药物原本就需要长时间坚持服用，部分药物的服用方法还十分复杂，本身就易造成停服或漏服，而病人一旦出现副作用，停服、漏服的几率又大大增加。

　　“要像吃饭一样吃药，确实很不容易，需要很大毅力。一个月两个月可以，一年两年也许就坚持不住了，何况要常年坚持，还要忍受头晕、腹泻、发烧、肝损伤等等毒副作用？”张彤说，抗病毒药物中，有些药需要每8小时服一次，有些药要空腹吃，而有些药则要饭后吃，很有讲究，方式不对，就影响效果。

　　而不规则服药的危害，还不仅仅是药效的降低。

　　“有一顿没一顿地吃，很容易产生耐药株，一旦耐药株出现，就必须换药，用进口药物。”张彤说，由于专利保护问题，我国目前的国产药物只有两种配方，与国外的二十几种配方相比，可供选择的余地就很小，而进口药物的价格，显然是我国政府无法承受的。

　　专家们一致认为，耐药株的产生是十分危险的。

　　[AIDS临床医生仅百余名]

　　要保证病人正确服药、坚持服药，都需要医生的指导，医务人员的力量成了关键问题。

　　而据多位专家介绍，我国目前具备艾滋病临床治疗经验的医生约百余人，对于示范区内大量的病人而言，无疑力不从心。

　　一个以培训艾滋病临床医生为目的的培训计划正在北京、上海、广州、云南等地具备艾滋病治疗临床经验的医院进行。

　　从去年11月开始，佑安医院根据中国CDC的要求开始举办“艾滋病临床医生培训班”，每期培训10人，历时3个月，由于SARS期间的间隔，目前已培训了两期，共20人。

　　张福杰说，在全国范围内，和佑安医院一样，对各省市艾滋病临床医生进行师资性培训的医院还有四家，分别为地坛医院、广州第八人民医院、上海传染病医院和协和医院，目前已培训约150人。随着部分医院艾滋病临床治疗能力的增加，明年，这类开展培训班的医院将增加为10家。以每个医院每年5期，每期10人来计算，明年全国至少可培训艾滋病临床医生500余名。这些临床医生，回到地方后，担负着继续培训当地医务人员的任务。

　　另外，各地的CDC还在持续不断地对县级以下医生进行艾滋病临床实用技能的培训，以满足实际操作医务人员的需求。

　　韩孟杰指出，艾滋病临床医生的培训过程较为复杂，短则两三个月，长则半年，需要一定数量临床病例的支持，所以无法操之过急。

　　按照中国CDC的规划，一个临床医生照顾50个病人，以目前的8万病人来计算，中国至少需要1600名医生。根据目前“滚雪球”似的模式发展，这一目标显然在几年内就可实现。

　　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定的对症治疗，无疑是保证病人坚持服药的一个必须措施。

　　但是，我国目前承诺的仅仅是抗病毒药物的免费提供，对症治疗的药物，目前仍不免费，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政策。

　　“这是一个政策发展的问题，不可能一步到位，因为必须要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解决问题，国家肯定要考虑持久供应药物的能力。”韩孟杰说。

　　目前，部分示范区也为病人提供一定的对症治疗，河南省还动用一定资金向病人发放AIDS代金券，为病人提供一定的生活救助和医疗救治。

　　医生需要依靠一定的检测设备，才能对病人进行治疗，因此，必要的设备也必须陆续完善。

　　据了解，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目前都基本具备了艾滋病毒初筛的能力。一些可以反映病人身体状况、免疫能力状况项目的监测设备也在完善过程中。张福杰说，今年我国至少投入了3000万资金用于设备采购，而这方面的经费在今后肯定会不断加强。

　　[示范区工作有风险]

　　对艾滋病人进行生活救助，让病人的生活有一定的保障，孩子有学可上……这些都是艾滋病综合防治区工作的内容，将由各地政府负责具体落实。“这些都是当时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郝阳处长指出。

　　卫生部门的救治问题、教育部门的上学问题、民政部门的救助问题、农业部门的减免税的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仅仅伴随着艾滋病。韩孟杰说，“必须采取综合防治的措施，才能解决问题。”

　　为了示范区工作的切实落实，多重监督已被规划为制度。卫生部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将每年组织联合督导组，在示范区中随机抽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省(自治区)疾控中心(卫生防疫站)将对示范区进行不定期的检查；而各省的艾滋病防治组织也将对本省的示范区进行督导。

　　“从这种意义上讲，示范区的工作有很多风险，但一旦成功，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张福杰说，由于多数国家的艾滋病药物治疗都集中在城市，农村地区的大规模治疗尚属首次，我国开展工作都需要自己摸索经验。

　　记者 严晓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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