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军

　　中国经济的增长算是很快的了。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更加关注现有的制度和规则是否在创造着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和源泉。中国需要经济增长，更需要资本的增长。与产品市场相比，金融市场或者资本市场很不一样，因为与产品市场相比，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人看到的不是现成的和可以触摸的产品，而是企业或企业家对未来回报的承诺。这样的承诺当然是有风险的。因此，资本市场才需要复杂的合约制度，需要伦理和道德，需要严密的监管体制，需要公开化和透明的商业伦理和政治哲学，更需要执行良好的法律。

　　前不久，我在波士顿度假，得知北京一家民间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即将度过第10个华诞，我为之高兴，也想得很多。天则研究所是专注于制度研究的，而我自己也曾为推动我们对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参与到了“制度经济学”在中国走红的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历程。今天，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已被大家充分理解了，对制度的关注也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几乎一致的品行。

　　无论怎么说，对制度有热心都是好事。制度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制定并且真正当回事(也就是真正执行)的游戏规则。

　　合约啦，条例啦，都是制度。当然，最重要的制度还是法律，包括宪法和宪政。作为东方文明的国家，制度建设对于我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其实非一般西方人所能想象。改革开放20年来，被行政计划压制的市场自由了，因而经济增长了。然而，经济的增长要求行之有效的制度来支持进一步的增长。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或规则来规制经济发展的过程，这个经济的增长迟早是会跌下来的。道理很简单，例如，如果没有一个公正合理和有效率的规则来分配增长的果实，如果大量的投资者没能够依赖合理的制度来保护他们的收益和收益的安全，进一步的增长就会失去持续的动力。这应该是很自然的事。

　　中国经济的增长算是很快的了。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更加关注现有的制度和规则是否在创造着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和源泉。譬如说，在现在的法律和经济制度下，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是否在吸引着更多的投资者和创业者。这些年来，尽管我们的GDP在高速增长，可是我们却发现更快增长的却是老百姓的储蓄。2002年，中国的GDP增加了6000多亿元，但当年的储蓄却增加了将近1.4万亿元。是什么道理使增长的果实没有更多地再变成直接推动更快增长的资本而是大量存入银行了呢？一定是“规则”上存在着不能够有效吸引公众投资者的问题。这肯定就是金融体制上的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把金融制度上的问题搁置在一边，我相信中国的经济还会增长很多年。中国有足够大的产品市场。只要有政府在产品市场上的投资，即使市场规则乱一些，经济还可能有增长，因为产品市场上有“汗水”的投入就能增长。但是，从长远来说，政府直接投资和政府借助银行中介的投资不仅难以有效率，而且往往蕴藏着很大的金融风险，因为政府有关部门缺乏信息来筛选到好的投资项目。我们现在银行积累起这么庞大的不良资产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亚洲，很多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体系都产生同样的金融风险。没有公众的直接投资，经济增长要维持长期和高效，是比较难的。

　　看看每年我们的GDP数据，再看看我们的金融体系，就会发现，尽管我们花费那么多的心思来发展现代的金融部门和金融的制度，但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与早期我们发展产品市场的情况相比，我们似乎总不能适应复杂和高级的市场制度。

　　这些日子，因为股市长时间萎靡不振，一场关于股市为何缺乏吸引力的讨论在大江南北悄然兴起，彼此呼应。在北京，《证券市场周刊》这段时间不断推出“恢复证券市场有效性”的谏言活动，而在上海，《上海证券报》也曾围绕一位读者来信而开展着“股市为什么缺乏吸引力？”的系列讨论。在我看来，真正有意思的问题不是股市为什么缺乏吸引力，我们也许应该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为什么产品市场比股票市场成功？我想，那一定是因为产品市场比金融市场简单得多。

　　为什么简单的产品市场导致了经济增长？因为那个简单的市场还是有效率的。我们都知道，最有效率的市场是古典的充分竞争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同一个产品有许许多多的买者和数量庞大的卖者，没有人可以定价，几乎可以完全自由地进出。在这样的市场上，不需要复杂的管制条款和烦琐的合约。而这样的市场在我们这里到处都是。但是，单靠这样的简单的产品市场是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因为在这样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上，我们必然进入“零利润时代”。

　　所以，中国需要经济增长，更需要资本的增长。与产品市场相比，金融市场或者资本市场很不一样，因为与产品市场相比，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人看到的不是现成的和可以触摸的产品，而是企业或企业家对未来回报的承诺。这样的承诺当然是有风险的。因此，资本市场才需要复杂的合约制度，需要伦理和道德，需要严密的监管体制，需要公开化和透明的商业伦理和政治哲学，更需要执行良好的法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能够持续吸引公众投资者的制度环境。当然，归根到底，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法律是个根本性的东西。没有法律制度的转型，从银行向市场的金融转型难以成功。

　　7月24日的美国《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比较了印度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值得我们关注。文章说，印度的国民储蓄率是27%，为中国的一半，印度吸引的外资不足中国的十分之一，但过去10年却实现了平均6%的增长率。印度有大量有效率的和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大部分因为资本市场不发展而难以做强做大。中国的增长固然快于印度，但如果中国有比较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话，中国的增长会更快。文章说：“印度缺乏现代经济的硬件，但比中国有更多现代经济的软件——法庭和金融制度等。”也许这正是我们自己需要看到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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