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明

　　当我想到自己从参加革命后能够多次见到我国的伟大的人物——也是世界上伟大的人物鲁迅和毛泽东时，我庆幸自己真是生得逢时。这两位伟人曾给过我许多教诲和关怀，指引我前进的道路，使我永生不忘。这里，我单单回忆毛主席历次的谈话，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我的深远影响。

　　早在三十年代，左联①小组常传达有关瑞金苏区反“围剿”的情况，我就听到有关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消息。我心中早留下了我党领导者的印象。事隔多年，世事几经苍桑，革命在前进中屡遭挫折。直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党又撤退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回到延安，(我们搞革命文艺工作的人过着地下生活)我这才结束了经常改名换姓和被特务追踪的生活，时年我28岁。

　　绵延的秦岭，秃秃的黄土高原，虽有辽阔苍凉之感；但延安解放区却给我一种圣洁，潜藏着无限伟力的喜悦。住在窑洞里冬暖夏凉，夜不用锁门。我的两个女儿和刚学步的儿子在平台上玩耍嬉笑；有时候进老乡家坐坐。他们热情得不让我走。啊，在这样自由、令人奋发的天地里，我实在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和喜悦，不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致敬信，表达我对党对解放区的感谢。

　　过了一年多，即1942年4月9日的那天早上，忽然收到毛主席的亲笔信，邀请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负责人欧阳山和我到他那儿去。欧阳山是第二次见他了，我却是头一次。我早就想见到这位传奇式的伟大的英雄，如今突然实现，心中未免又紧张又高兴。我们和大家一样，没有新衣服好换，只扯扯衣领把扣子扣齐，便动身到杨家岭昆仑收发室去了。

　　我们到了昆仑收发室，便有人领我们直到毛主席的窑洞里。

　　毛主席看见我们，便放下笔，站起身，和我们握手，让我们坐在他对面的可坐二人的沙发上。他自己也在单人沙发上坐下来。这两只沙发，至少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但在当时的延安却是很难得的了。毛主席开始说，党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会，和文艺界同志一同研究一下文艺工作，主要提三个问题，文艺为什么人问题，立场和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作家要到工农兵火热斗争中去并熟悉他们的问题等等。毛主席和欧阳山便滔滔不绝地交换意见，从文艺的定义到文艺的政策，从到工、农、兵中去到改造世界观。……我插不上嘴，只一味默默地观察。只见主席的衣着和我们穿的灰布棉袄完全一样，袖口都破了，衣襟前还被烟灰烧了几个洞。延安物质条件很困难。衣衫有点破是最平常的事，谁都不以为耻，倒是觉得与老百姓同甘共苦是应当的，领袖也不例外。同时我还注意到毛主席与人谈话时惊人的专注，听完对方的话能立刻理出对方的观点并做出反应，循循善诱地启发对方深入思考更正确的方面。我正在暗暗惊叹中，听毛主席讲到作家要到工农兵中去并要熟悉他们，要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时，我又暗自思忖：我还不错，生长在手工业区的乡镇，很熟悉工人；我已写了十年的女工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了，可我参加革命都十多年了，还用得着改造世界观吗？心中有些不以为然。我还没有说话，只是边听边思考。后来，毛主席问我道：

　　“草明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我回答：“文艺界有宗派主义，不好，不团结。”我略举了两个例子。我因为来时没有准备，只简单提出这个问题。但毛主席一听倒很重视，认真分析解答了这个问题，说：“这是个原则问题。行帮恶习，宗派主义是扩大的个人主义，是维护个人和他的小集团利益的，文艺界也不例外。这个问题过去上海有，重庆也有，因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中去的自由。文艺家只有到工、农、兵的生活中去，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宗派主义就会消失。不过，要彻底解决，还得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在群众斗争生活中起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到这时候，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我听了这精辟的见解，觉得深入工农兵中生活竟有这么多好处，这不是一贴改造世界观的良药吗？我倒很高兴，只是自己还没有实践，不知究竟有没有这么大的功效，还得试试看。勤务员同志把饭菜端来，在八仙桌上摆开。毛主席留我们俩吃饭，并招呼江青出来与我们相见。按规定，多一客饭添一个菜，有炒猪肚、炒猪肝等四菜一汤，大米饭。在当时来说，有如海鲜山珍。我觉得这顿饭，比几十年以后的任何大饭店的美餐佳肴都好得多。

　　4月13日，毛主席来第二封信要我们收集些材料给他送去。信云：

　　欧阳山

　　草明二同志：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毛泽东四月十三日

　　我们这儿是文艺研究室，毛主席知道我们室一定会有许多书籍和杂志。至于反面材料，我们很注意反面两个字，考虑是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和形形色色的文艺观，我们和魏东明，吴介民、汪琦、董迟等同志都动手找。找了一堆，由欧阳山过目选择、逐篇理出论点，插上标签，以便主席看时方便，材料包好后派我送给毛主席去。我到了昆仑收发室，有人带我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打开纸包略略看了一眼，便放下，让我坐下，并询问我工作是否顺利，生活有没有困难。

　　我回答说，一切都好，只是三个孩子缠身，送不出去，写作有困难。

　　毛主席当即叫秘书叶子龙同志进来，让他代写封信给叶剑英参谋长，请他安排我的女儿欧阳代娜和欧阳天娜到军委干部子弟学校上学，又请参加长征的傅连暲大夫进来，请他让我的小儿子欧阳加进中央托儿所。

　　我登时感动得几乎掉泪，同时又后悔不该向毛主席说困难，致使领袖为这些小事费神，我再不能耽误主席的宝贵时间，我拿了信便向毛主席告辞。叶子龙同志送我到收发室外。

　　我看时间还早，便直奔王家坪参谋总部。到了叶剑英参谋长家，恰巧吴玉章同志在座。叶剑英同志不慌不忙地让我坐下，留我吃饭。我心想一定是吃狗肉了。因广东人爱吃狗肉。说了一会儿话，我向剑英同志说明来意，并把介绍信交给他。他看了信，马上起身给干部子弟学校的吴燕生校长写信去了。吴老和我攀谈起来，问我广东话鸡字怎么说，高尔基的基字怎么说。我当即活跃起来，把‘鸡’和‘基’的广东发音念给他听。

　　吴老点了点头说：“北方话就发不出这个音。”

　　我高兴地说：“广东话的合口音北方也没有。”

　　吴老好像没有注意这个发音，叫我念一念。

　　我当即念了“合”“及”“湿”“缉”。

　　吴老笑着不住点头。

　　原来剑英同志燉了一只肥母鸡招待吴老，我也沾光了。我吃罢饭，拿了介绍信，便向吴老和剑英同志告辞。

　　我一路上想着党对人民的生活，干部的困难竟这么重视，而国民党压迫人民，摧残革命的文艺家。他们是失人心，注定失败的。我们党一定能得天下，挽救中国，振兴中华的。我更坚定地毕生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忠诚。

　　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来自我国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来自抗日前线的文艺工作者，还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文艺工作者聚集一堂。这座唯一由青砖灰瓦盖的，镶着玻璃窗的小礼堂坐得满满堂堂，既温暖又活跃，谈笑风生，充满朝气。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差不多都到齐，穿插在群众中说笑。

　　毛主席进来，和大家一一握手，随即开始讲话。他讲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他指出到延安来的革命文艺家，都是拥护共产党的，但还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或还没有弄清唯心与唯物的区分；甚至有写过一些错误的文章，大家讨论一下今后怎样到火热的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去。全身心地为他们服务，与他们共同努力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讨论中，许多同志表示今后决心到工农兵生活中去，也有的同志勇敢地发言，讲出自己的观点，提出人性论啦，爱是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啦，还有人说艺术家本来就不是政治家，就是研究艺术，马克思主义限制了创作等等。

　　休息时，文艺家掀起了思想波澜，三三五五地在一块儿议论，或与熟人倾谈。我在人堆中倾听。忽然，坐在我对面的一位面生的同志向我打招呼，问道：“你刚从西南重庆那边来，到这儿还习惯吗？”

　　我可能过惯了白区秘密工作的生活——总想隐蔽自己的行踪，不觉惊诧地唐突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是从重庆来的？”

　　他微笑地回答：“我是吃这碗饭的嘛。”

　　旁边有个同志介绍说：“他是陈云同志。”

　　大家笑了，陈云同志也笑了。我也明白过来了。他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管干部的。这时我心里感到暖洋洋的，并深深感到我党的领导同志都那么深入群众，关心大家；领导与干部之间那样无拘无束，亲密融洽啊!

　　讨论会继续进行，大家热烈发言，革命前辈也和我们一同研究文艺工作问题。他们的话真是一针见血，我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德同志讲到他如何转变立场的时候说：他出身不是无产阶级出身，他不仅把立场转过来，硬是投降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真理。我听到这些肺腑之言，十分佩服。我深感我们知识分子不愿承认自己站在小资产的立场，更不承认自己头脑里有资产阶级思想。即使改变一点，也忸怩小步走。原因是还没彻底认识无产阶级代表真理。朱德同志的讲话狠狠戳了我一下。

　　陈云同志在发言中提到有些作家以为自己有读者，就骄傲起来。他指出：“先是工农兵做了事，作家才有得写，这有什么可以骄傲的。群众欢迎作家，是因为他们反映了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一个革命作家只要和工农兵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才得到大家的欢迎。不要以为拿什么作品出来大家都会欢迎，这就错啦。”

　　上面朱德、陈云同志那些精辟的话，是毛主席报告最好的注释，与报告的精神互相辉映。令我终身难忘。我庆幸我们党有这么多真知灼见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毛主席的理论思想和众多领导人的智慧，几十年来便成为毛泽东思想，是治党、治国、教育人民的思想。

　　讨论会进行两次。5月23日毛主席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会议过程中，还照了像。吴印咸同志轻轻扳了一下像机的快门，咔嚓一声，把这历史性的映象摄下来了。

　　会议以后，我比开始时理解得深了一些，心情也愉快得多了。但是，改造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情调，还是以后长期地、不断地深入到工农兵的生活斗争的工作中去磨炼，受到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模范行为的教育与薰陶，才逐渐改变的。

　　《讲话》总的来说的确是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写好作品的一服良药。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1942年的下半年，我尝试到基层去接近群众，为了方便，我趁西北文工团去清涧、绥德、米脂演出的机会和董速一起同去。人家忙演出，我们分头到老百姓家访问，有时也向文工团的同志访问。马健民、苏一平是正副团长，闻捷是团里的成员。此行只是了解一下西部人民生活的大概，记录一些民歌。秦腔《十三把镰刀》当时是受欢迎的。从老百姓宰羊杀鸡送给文工团的热烈场面，便知道他们渴望文化娱乐的迫切心情。这一访问虽然收获不大，但我看到了延安地区人民的生活，对党的拥护和感激，对文化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增强了我为人民写作的使命感。

　　1943年转入整风运动，后来我病了，住到中央党校疗养所时，我不错过时机地帮助一些红军同志补习文化，听他们讲长征和抗日前线的故事。他们在长征和战争中坚韧顽强和必胜信念，深深地教育了我。

　　1945年8月15日晚上。日本投降的喜讯在延安各个山头和原野传开。立刻，通红明亮的火把照亮了山山岭岭，欢呼声淹没了大地。

　　“我们胜利啰!”人们振臂高呼。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共产党万岁!”有人含着眼泪欢呼。

　　“毛主席万岁!”人们想起了《论持久战》的英明论断了。

　　是呀，八年浴血抗战，我国军队——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付出重大的牺牲；中国人民承受了特大的灾难、付出千万人的生命；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值得自豪的，也是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的。

　　我们疗养所的全体疗养员，医务人员，炊事员同志都点燃了火把，欢呼的喊声与对面山头的欢声相应，和地上游行队伍欢呼应和。

　　这一夜，人们沉醉于欢乐和兴奋中，医生不辞劳苦地巡视病房，送安眠药，给较重的病号量血压。

　　经过好多天大家心情都平静不下来。老红军磨拳擦掌，只等命令重返前线，地方干部收拾东西要求回到岗位上去。一些较重的病号由于着急，病倒反而重了。医生一方面劝慰大家，但他们自身也着急。希望能抽身被派到新解放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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