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相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王神圣事，骗了天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

　　这首词不但形象地概括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古往今来，咏史的诗词之作可谓多矣，然而能象毛泽东这样，把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变迁发展，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科学地概括和形象地描绘，可谓绝无仅有。称得起是千古的乐章、咏史的绝唱，生动地体现了这位革命伟人科学历史观和诗的语言艺术完美的统一。现在，就从这首词里得到的启示，简略而粗浅地谈谈毛泽东历史观的若干问题。

　　(一)

　　大凡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对毛泽东思想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这就是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那种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深厚的修养，广博的知识和真知灼见；对历史辩证法的尊重和对历史经验的运用自如，高度体现了理论、历史和现状的统一。从而切身体会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杰出的领袖毛泽东，真正是中国人民的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的上光耀千秋的毛泽东。

　　说到毛泽东的历史观，这是和毛泽东一生的思想经历和革命经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他一生献身革命，一生酷爱历史。但是他从来不是为历史而历史，总是把历史作为认识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历史与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历史与革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天生的革命伟人，没有天生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毛泽东也不例外。一般地说，毛泽东一生的革命政治生涯，同辛亥革命以后许多爱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由爱国到革命，由非马克思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由唯心主义者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转变过程。

　　在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前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是一位胸怀大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爱国者，同时又曾是深受传统儒学思想和某些资产阶级理论学说影响的唯心主义者①。他读过很多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特别是有关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的书籍，也读过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人物的一些著作和言论，以及一些外国学者的哲学和历史著作。他具有炽烈的爱国热忱，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的求知渴望，不倦的探索精神。但是，怎样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中国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重大问题，他虽然竭尽心力，上下求索，然而，在当时湖南所处的具体条件下，却找不出明确的答案。对于中国历史，在开始的时候，他所读的史书还不外是《左传》、《史记》、《通鉴类纂》、《御批通鉴辑览》和稍后阅读的《读史方舆纪要》、《资治通鉴》等等。他从这些历史古籍中不但得到了相当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为后来更广博、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历史和借鉴历史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稍后，由于受到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影响，他的历史观发生了由儒家的传统史观向着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的转变②。然而直到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前，他仍然是一个历史唯心主义者。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洗礼，使得如饥似渴地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毛泽东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的转变。在1918年和1919年这两年，毛泽东在北京、上海接触到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并且深受陈独秀的思想影响。在回长沙以后，又创办了有名的革命刊物《湘江评论》。他回顾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情形时说“1920年冬，我第一次在政治上组织工人，并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来指导。我第二次赴京期间，读了很多有关俄国情况的报导，并热心地搜寻当时为数不多的有关共产主义的中文文献。有三本书对我的影响尤其深刻，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一旦接受了它，把它视为对历史的正确阐释，我就再也没有动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译成中文的马克思著作；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到1920年夏天，我在理论上和一定程度的行动上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③把毛泽东与斯诺的这段谈话与1920年12月他在给蔡和森等的通信中，明确表示同意蔡和森“对于中国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④的主张，和他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思想行动相印证，完全可以判定，到1920年，毛泽东不但在思想理论和政治信仰上，而且在行动上，已经成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一般地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可以在一个早上，一下子就“顿悟”形成；也不是说，一个人的世界观一经转变，他的历史观也就如影随形般地立刻跟着彻底改变。这种转变不但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更需要有一个社会实践过程。毛泽东从幼年时代和早期崇尚孔、孟、程、朱的儒家学说；服膺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推崇曾国藩倡导的读书、做人、居官、行军“八本”；梁启超的“新民”学说和史学思想以及同意无政府主义的主张⑤，到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历史唯心主义者到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期的探索过程、认识过程和社会实践过程的。那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和早期历史唯心主义者的毛泽东，在历史观上，有些什么转变呢？

　　(二)

　　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解释历史，还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解释历史；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决定历史的变动、推动历史前进；还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反映这种矛盾的阶级斗争决定历史的变动、推动历史的前进；是圣贤豪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对以往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文化遗产，是完全否定、全盘继承，还是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批判的继承。这些都是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歧。而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历史才变为科学。正是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随着毛泽东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确立，他的历史观也发生了由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不单是从理论原则和抽象概念上的转变，而且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上的转变。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以高度的创造精神，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把历史和现实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为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指导历史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锐利的思想理论武器。这里，就毛泽东历史观的转变问题，作些简略的叙述和初步的探讨。

　　首先，什么是历史的主宰力量，什么是主宰宇宙和人类社会的真理。这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殚精竭虑、孜孜以求的课题。他曾经赞佩过、敬仰过中国的“往圣先哲”和历代的英雄豪杰；探究过历史上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历史上的“往圣先哲”，虽然各自都有“立德”、“立功”和“立言”的所谓“三不朽”，但是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许多英雄豪杰大都未能解决和回答人类社会的“大本大源”问题。他赞同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说的“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辖也”的论点，并且在批注中写道：“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⑥他还对曾国藩《圣哲画相记》中的32位“圣哲”作了“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的区分，认为诸葛亮、范仲淹等属于“办事之人”；孔子、孟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属于“传教之人”。从而又引伸到近代的曾国藩和左宗棠，认为左宗棠属于“办事之人”，而曾国藩则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⑦“传教之人”的成就重在“立德”、“立言”；办事之人”的成就重在“立功”；前者重在“内圣”；后者重要“外王”。前者与后者比起来更着重于“探求宇宙之大本大源”。由古人而推及对当时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的评论。他说：“孙、袁吾不论，独康有为似略有本源。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树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⑧可见早年的毛泽东要努力寻求一种能主宰宇宙、决定历史、指导人生的“大本大源”的理论学说，也可以说是寻求一种永恒的、绝对的真理。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寻来探去，仍然只能从朱、陆、王等宋明理学和心学，特别是从谭嗣同《仁学》的心力说等唯心主义哲学那里找到根源。他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予谓人类只有精神生活，无肉体生活。试观精神时有变化，肉体则万年无变化可以知也。”⑨这里的“肉体”，也就是指物质，变化的精神，支配不变的肉体(物质)。在毛泽东早期的文字中，类似的思想言论还有许多。显然，他认为是意识决定存在，精神决定物质，是作为人类社会和宇宙“大本大源”的“心力”决定历史。

　　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后，他早年的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也随着开始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这时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对历史的正确阐释”。由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作为党的创始人和重要的革命活动家之一的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革命的斗争实践，并且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领袖。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但体现在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之中，也体现在他的大量著作之中。不过他再也没有时间和条件去专门阐述历史问题和专门撰写历史著作。对存在和意识，精神和物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表现得最透彻的是《实践论》。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许多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践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在这篇光辉的理论著作中，毛泽东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实践论》以前，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就已经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这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彻底抛弃了早年的对所谓“心力”是决定宇宙和社会历史的“大本大源”的唯心史观。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都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而作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阐述中国近代史奠基性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近代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其次，是圣贤哲人、英雄豪杰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不但是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分歧，而且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早年的毛泽东由于深受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稍后又受到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影响，他十分景仰中国的“古圣先贤”和英雄豪杰，特别是对那些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而闻名于世的所谓“传教之人”，更是推崇备至而心向往之。他相信社会的人们有“上智下愚”和“贤不肖”之分；有“君子”和“小人”之别。认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后觉不能理，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⑩而只有得到这种“大本大源”的圣贤，才能“使此愚人而归于智”。因此，早年的毛泽东就立志修身，要做一个通晓“大本大源”的“圣哲”和悲天悯人的“君子”。他说：“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而对那些“可悯”的“小人”，“君子”“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11)很明显，在早年毛泽东的心目中，劳动群众只是愚味可怜的芸芸众生，需要“圣哲”、“君子”去开化教导、解悬援溺，共享太平盛世之福和大同之乐。他很赞赏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认为张载的“为生民立道”是“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是“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12)

　　由于毛泽东受到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影响，他在强调“圣哲”、“君子”决定历史、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对历史发展变迁的轨迹和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索。他认为“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一朝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13)探求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注意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注意地理和自然、人文环境，这表明毛泽东的历史视野已大为开扩，不过这时他仍然认为，在“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的中国，只从政治、军事、法律、实业、教育改革等“枝节入手”，仍然不能解决问题，要想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振兴中国，挽救“苍生”，共享幸福，还需要“有大本大源”，以动“天下之心”。而他认为曾国藩就是颇得“大本大源”之人，并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4)以救国救民为职志的毛泽东，满怀激情和信心地呼喊：“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15)凡此都足以说明，早期的毛泽东虽然立下了改造中国、拯救中国宏愿伟志，但是直到五四运动以前，他并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途径，而且在历史观上也并没有脱出“圣哲”、“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藩篱。

　　20世纪初的20年间特别从1914年到1920年这5、6年中，中国和世界都处在激烈的动荡和剧变之中。在中国不但有北洋军阀的肆虐、割据和混战，而且发生过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发生过“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世界，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这几年中，中国的思想界也空前活跃，各种政治主张，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中国传播。并且很快就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随即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这时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毛泽东，毅然抛弃了从前种种不切实际的政治主张，改变了自己旧的思想观念，勇敢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把拯救中国、改造中国的希望，从“圣哲”和英雄豪杰的身上移开，移到了“世界革命”、“人类解放”和人民大众身上。1919年7月14日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大声疾呼：“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唱，‘人类解放’的运动的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16)这时的毛泽东虽然还是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主张要把“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对于宗教的、文学的、政治的、社会的、教育的、经济的、思想的、国际的种种“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17)。这种急进的民主革命思想，相信“民众联合”巨大力量的思想，与两年以前相信“圣哲”以“大本大源”、英雄豪杰以超人的事功济世救民、主宰社会历史的思想，简直判若天渊。如果说，《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表现的急进民主主义的毛泽东，从历史观上还是比较抽象地扬弃了圣贤英雄创造历史的思想，那末，几天之后他写的长篇政论《民众的大联合》，就更为明确地表现了对“民众联合”的信念和对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势力“联合”的对立所采取的立场。他说：“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两必都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真妄为断。”又说：“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他主张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组成切于他们利害的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预言：“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18)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把改造中国的希望和力量，完全寄托在民众身上，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也鲜明地站在人民大众方面。而且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民众的联合”，“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与此同时，他热情地赞扬了“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这时，毛泽东的世界观虽然还没有完成到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转变。但是距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远，选择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必定无疑的了。在历史观上，再也看不见崇尚“圣哲”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了。

　　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毛泽东，不但在政治思想理论上和社会实践上，发生了从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质的转变，而且从历史观上也发生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质的转变。从此，在毛泽东毕生的伟大革命理论和伟大革命的实践中，始终贯彻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表现了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科学历史观。

　　1926年在毛泽东写的著名文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他在具体分析、论证“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时，明确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19)以后不久，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更加深刻具体地论证了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力量，明确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20)1914年3、4月间，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1)

　　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伟大实践中，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且倡导和创造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这种思想观点贯穿在他整个革命实践和他的全部著作之中，成为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正是基于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相结合，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明确而重要的结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2)这里必须说明，在毛泽东提出人民创造历史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命题的时候，他并没有抹煞和否定英雄豪杰、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这在他的许多著作和讲话中，在总结和运用历史的经验教训中，特别是关于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中，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含义。对此，不应该作片面的绝对的理解。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确切地说，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3)。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个历史观点，在19、20世纪的西方，并不陌生，而在中国则是前所未闻的历史理论学说。尽管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浩如烟海，杰出的历史学家历代辈出，然而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前，从来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发现过和提出过这一历史发展的原理。这当然怪不得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史学大师，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历史条件，还没有可能为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提供可能的条件。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学者当中，对于封建时代豪强地主兼并土地、残酷盘剥农民所造成的社会贫富悬殊，乃至官逼民反，危及封建王朝统治的言论，屡见不鲜；提出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尖锐矛盾的议论和方案，也比比皆是。诸如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舒解民困，甚至限田、均田以及“大同”思想等等。但从未有人提出过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造成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对立，也没有人提出过农民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起义和战争是阶级斗争激化的产物。早年的毛泽东，虽然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壮志，但是他当时还不懂得阶级斗争，而是一个深受传统儒学思想和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济世救民”论者。他虽然也对传统封建的伦理观念和剥削阶级的统治者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24)但是他仍然把中国的贫弱落后归结为中国“愚人”太多，“缺乏高尚之智德”所致。因此，他特别强调“倡学”和“普及哲学”、“改造伦理学”，也就是主张从教育入手，开启民智，增强民德，端正“人心”，从这些“大本大源”上挽救和振兴中国，而不赞成暴力革命。1916年7月他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写道：“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25)。直到1919年7月他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虽然提出要把“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高呼打倒各种强权，但是对于“打倒强权的方法”，他仍然认为在“急烈的”与“温和的”两种方法的选择中，“(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例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26)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进程表明，直到他在1920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他还不是一个阶级斗争论者，当然也不会把人类社会有阶级以来的历史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时隔半年，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他就果断地抛弃了改良的办法，而主张用“改造”即革命的办法改造中国和世界，并明确提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7)这时，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在事实的教育下，经过深刻的思考，不但接受和赞成阶级斗争的学说，而且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世界观和政治思想的一大飞跃。同时也是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飞跃。同年1月21日他在致蔡和森的一另封信中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28)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投身于为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实践中去的毛泽东，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大量的著作，都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科学的观点和方法。他把中国历史，看做是一部充满着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给予高度和历史估价，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9)毛泽东在高度评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时候，并没有把这种起义和战争绝对化、理想化，只是从阶级斗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肯定了它的历史作用。后来，在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向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到会同志推荐《三国志·魏书·张鲁传》的时候，对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性质又一次作了较为全面的科学评论，他说：“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的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这种农民革命斗争)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来说，则是可能确定的。”(30)这就既肯定了农民战争的历史进步作用，也指出了它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毛泽东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论在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和策略上，在斗争的实践中，始终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因为这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客观实际的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很少专门讲述历史理论问题，更没有去专门撰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他在谈到历史观点和历史理论的时候，往往是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概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例如，他在讲到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时，曾这样说过：“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31)又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32)我们在理解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他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历史和观察社会的时候，需要从他的全部思想理论体系中，从他指导革命的实践中去理解，而不能从个别词句中去理解。更不能把历史研究过程中曾经发生过的简单化和公式化的弊病，归结为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表述。

　　(三)

　　把中国的社会现状、中国的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对待历史文化遗产，这是构成毛泽东思想和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魄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在与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在反对“左”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反复强调要学习和了解中国的社会实际和历史实际。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又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3)这就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上，从指导革命斗争的高度上，强调了尊重历史、学习历史、正确地对待历史的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上及其领袖人物中，还没有第二个人能象毛泽东这样，把重视历史、科学地对待历史，作过如此深刻、如此精辟的论断。正是在毛泽东的批评和提议之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中国近百年史的工作，才有了明显的开展，而且出现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毛泽东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和历史贡献，就是科学地辩证地对待和处理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怎样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或者说怎样对待传统文化，这是自清末“西学东渐”以来，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和学术文化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长期辩难，争论不休，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对传统文化，即“中学”和“旧学”自幼有过深厚修养，对“西学”和“新学”也多方涉猎，而又受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洗礼，成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最杰出领导者的毛泽东，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重大问题上，以他的高瞻远瞩和真知灼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明了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

　　毛泽东在回顾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时写道：“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东西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34)然而学习西方和“西学”的结果，并没有阻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没有使中国富强，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有些学者例如“国粹派”的一些人们，虽然不反对学习西方文化，但是认为必须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精神，即所谓“国粹”。但是究竟什么是“国粹”，怎样对待“国粹”，并没有做出科学的回答。而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尊孔读经、怀旧复古的文化逆流一度泛滥。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以《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从1916年9月改为《新青年》)为阵地，向封建的旧文化、旧礼教、旧思想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并且把矛头直指向封建时代被奉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从而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和空前广泛的新旧思想文化论战。毛泽东评价这次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35)但在高度肯定五四运动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缺点，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的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36)

　　毛泽东领导的伟大革命，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彻底推翻了一个旧世界，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然而他从来没有轻视过、否定过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说，他比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都熟谙地了解中国历史，深刻地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而这种了解和认识，又是建立在广博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基础之上的。对于如何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37)这段话对当前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讨论和研究，还具有现实的重要指导意义。传统文化与现代或当代文化的关系，对传统文化的总体估价和对现代或当代文化的趋势和走向，是一个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可以用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民主的、自由的研究和探讨。不过，不论怎样的新说高论，如果离开了或背离了毛泽东所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都可能误入歧途。在这个问题上，说来说去，无非是要反对和克服两种片面性：一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和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把中国传统文化看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完全否定，彻底抹煞；另一种是凡古皆好，把传统文化看得是通体光明、永恒不衰的文化复古主义。而这两种历史观和文化观，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已经完全绝迹。只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另一种姿态，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而已。毛泽东对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并没有过时，而且仍然是我们观察、判断和指导这个问题的锐利的科学武器。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话也适用于毛泽东自己，适用于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既不是“生而知之”的天生“圣哲”，即或是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历史观和对历史问题的论断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句句正确、一贯正确。如果我们把以往一段时间内经过人造而神化的毛泽东，从“神坛”上移到人间，放到一定的社会时代和历史条件去考察、分析，那末他的伟大和平凡、正确和失误，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毛泽东历史观和对某些历史的思想言论来说，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做过简短的说明，现在移用在这里：“在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科学曾一度陷入了极端的形而上学和历史实用主义的泥潭，这不能不说是与毛泽东的有些说法，违背了他自己本来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有关的。诸如他曾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李秀成的批判，以及‘评法批儒’的某些言论，都明显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被别有用心的‘四人帮’所利用，制造了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这也许是毛泽东自己所始料不及的。然而在历史领域这些一时的失误，并不能掩盖毛泽东在整个历史科学上的光辉。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还未见过哪一位革命领袖，能够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地、科学地洞察中国的历史，留下了如此珍贵的历史科学遗产。”(38)现在，姑且就用这段话，做这篇粗浅文章的结束语吧!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注释

　　①③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第116页。

　　②参见汪澍白《毛泽东早期历史观》及收入此文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一书中的其他有关文章，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④(28)《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8页，第15页。

　　⑤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25页《致萧子昇信》；第84—89页《致黎锦熙信》及《<伦理学原理>批注》和《讲堂录》、《红星照耀中国》等。

　　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24)(25)(26)《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68页，第591页，第85页，第168页，第87页，第89页，第591页，第22页，第85页，第85—86页，第292页，第293页，第338、339、377、393、394页，第152页，第50页，第293页。

　　(19)(20)(27)《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0页，第20、21页，第3页。

　　(2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66、467页。

　　(22)(36)《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1页，第831—83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251页。

　　(29)(33)(35)(3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5页，第533—534页，第699页，第707—708页。

　　(30)转引自张贻玖著《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第142页，鹭江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

　　(31)(32)(3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7页，第1515页，第1470页。

　　(38)见作者为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所写的序言。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相关专题：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