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记者 徐友龙 谭进 (特约)

　　在美国搜集“死亡工厂”罪证

　　2003年11月底，王选结束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细菌战资料的搜集，回到上海。根据克林顿在2000年卸职美国总统前签署的“日本帝国情报公开法案”，美国将搜集到的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的600万份文件与情报资料解密公开，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日本战争犯罪的文件，如在中国的战争掠夺、“三光”政策、毒气战、奴役劳工、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内容。而关于日本曾经在中国大量实验和使用细菌和化学武器的情报资料，是王选此次带回国内的主要收获。

　　鉴于王选即将在12月1日赴日本，出庭三天后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民间诉讼索赔案”二审第三次开庭。刚回国的那几天，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致使王选家中的电话直至深夜仍然是“盲音”。

　　“你来上海，到我家采访吧。”王选用她率直的口气答应了记者的采访要求，“顺便你帮我到杭州的新华书店看看，架上还有没有《死亡工厂》这本书，全部买下来好了，我这儿都送人了。”她指的这本书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谢尔顿.哈里斯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下的日军细菌战犯罪》，该书是目前研究日军细菌战最为全面的历史著作之一。王选常拿这本书送人，主要对象是一些媒体记者和学生，以便使记者和学生能够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满洲、长春、北京、南京、广州等地建立秘密的细菌战死亡工厂的历史。

　　8年了，王选殚精竭虑，耗尽钱财。她一边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的身份在日本出庭30次，一边在中国展开了全国性的细菌受害者调查、取证和进行历史教育，同时她还要频繁往返于中日美等国收集并翻译堆积如山的细菌战史料。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柔弱女子坚持不懈地将自己的所有精力用来抢救和发掘6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这段历史灾难。

　　11月30日，记者到王选家中时已是下午2点多，还没吃过中饭的王选和她的先生赵善灵、以及协助她调查细菌战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张启祥才想起“煮点东西，简单吃一点。”于是，我们的整个访谈就在餐桌上进行。王选一边吃饭，一边高兴地拿出她在美国搜集到的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有关日军二战暴行的长达1500页的资料目录。“我共复印了三套，分别送给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的历史系。这些史料对于青年学生了解这段历史，对于培养研究当年日军细菌战的青年学者，对于学术界研究整个细菌战都有极大的推动意义。”王选说。王选还送给记者一套《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的复印件，这是日本新闻工作者近藤昭二经时多年调查制作成的8张有关细菌战的CD盘的文字说明，目前国内还买不到。王选希望记者能够根据需要将这套资料赠送给浙江的研究者。

　　王选认为：“这段被掩盖的罪恶历史，现在被人编制成CD盘，对于全世界了解和研究日军细菌武器的历史都是一劳永逸的工作。我佩服近藤昭二这样的学者，甘于将自己多年的调查成果向社会公开，而不像有些学者只是将史料收藏和掌握着占为己有，作为赚钱的工具。”在杭州大学就学时就被同学评价为“整天到晚，说话太率直”的王选仍然是这样的个性。

　　“希望更多学者参与调查”

　　但我们的访谈会时而停顿下来，因为面前的王选显然是太累太累了，她不停地用双手按摩自己的头和那双疲惫不堪的眼睛，最后甚至为自己搬来了一张大的沙发椅，“这段时间没休息好，这样靠着稍微轻松一点。”在王选助手张启祥的帮助和介绍下，记者更多地了解了王选几次赴美国国家档案馆调查的有关生活情况：由于经费的原因，王选特别注意节约，她所住的地方都是当地华侨帮助订的最便宜的旅馆。有一段时间，王选与同在美国搜集资料的日本客人近藤昭二共住一个套间，客人睡床上，王选自己则躺在地上。从旅馆到档案馆走路需要25分钟，这个时间大概只有王选能测算得清楚，因为在档案馆所在地马里兰州，出门工作全靠两条腿的，恐怕也只有这位肩负调查和澄清历史这一崇高使命的中国女子……

　　实际上，据记者了解，王选早已习惯了艰苦而又节约的工作，但让她有时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在档案馆里，查看这段历史的中国人就只有我一个，而日本的学者每天都有十几个，双休日时占到查档人数的一半。他们对历史的负责和关心，常让作为中国人的我，为身边没有一个中国学者而伤心。我努力每天多看点、多写点、多复印点，可我一个人所能做的实在有限。”王选不禁黯然。

　　“为什么美国能把这段历史整理得这么清楚、完整？甚至日本的学者，他们对细菌战的历史调查工作都比我们做得多？而我们很多国人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是断裂的，这很不应该。”王选说，“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学者去调查‘死亡工厂’，去证明那些受害者曾经在地球上生存过，进而去关注、保护和纪念受害者。”

　　“或许是在当前的中国，大家都忙于生存、忙于生计，义务去调查历史的观念与实际生活还有距离吧。”王选停顿了一下说，“但剩下的还活着的受害者年龄都已经大了，再不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和调查，这段历史将永远被时间所埋没，”

　　赵善灵给了妻子莫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他的名片上除了名字，正面印着这样两行字，“中国人的事情，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做的”，然后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后援团”来介绍自己的身份。同样令人欣慰的是，王选及与她一道的细菌战调查者，这几年唤起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去关注日军当年犯下的罪恶。越来越多的学者、律师、义务工作者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但身在其中的王选等人仍然感到力量的单薄：这场艰难的对日诉讼还遥遥无期，全国各地的日军细菌战调查还很不平衡，在王选家中，甚至还有堆积如山的日文、英文的日军细菌战材料等待翻译，“人手不够，我们来不及。我真希望全国有更多的学术团体、更多的专家学者、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项爱国的工作中来。”

　　“我很清醒自己在做什么”

　　“有人对王选说过，王选，你真的很傻。”王选告诉记者，“但我觉得傻得很值。如果一个国家，连几个傻得想了解并调查自己国家历史的人都没有，那我们活着跟无头苍蝇有什么区别？”

　　王选的事业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哈里斯教授的评价每每让人震撼，震撼发自内心的真实。他说：“她是一名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她将自己的全部生命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战斗。她是正义的嘹亮的号角……我的妻子和我对她的才智，她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她为全体中国人民作出的献身，表示极大的赞赏和尊敬。”而在国内，人们用“巾帼英雄”、“热血女子”、“铿锵玫瑰”等称号表达对她的敬爱。

　　但王选仍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她和细菌战的其他调查者们，绝不是“仇日者”，“我们不是为了教训日本人，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历史调查清楚，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王选明确地指出。

　　“我认为，把历史调查清楚，既是我们作为后人的责任，也是利用事实来阻止日本有人篡改历史、歪曲真相，利用对战争罪恶的揭露来反驳‘侵略有理’论，利用如山的铁证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只有日方采取对历史和现实负责的态度，正确认识和对待这段历史，作深刻的反省，才能解开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历史死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日友好。我很清醒自己在做什么。”王选对观察记者说，“而且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面对的不是昨天侵略中国的日本士兵，而是他们的后人，我们很注意在方式方法上不与他们增加仇恨，而是加深理解和沟通。”

　　在8年多的马拉松似的诉讼中，王选结识了很多日本朋友，其中义务帮助中国受害者的日本律师就有200多人。而原告团成员也逐渐接受了王选的观点。几年前，当日本律师刚踏上中国土地，要帮助这些受害者跟日本政府打官司时，有些受害者甚至“群情激昂”地要冲上去揍他们，然而今天，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0月27日，在浙江宁波召开的“细菌战诉讼二审第三次原告团工作会议”上，会议代表一致确立了诉讼是“为了和平，为了人类”的基本思想。可见，中国当年的受害者，已经清醒地看到了揭露细菌战罪恶、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真正意义，并且接受了维护“历史真实”和“人的尊严”这个人类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

　　结束了采访，王选告诉记者，明天，12月1日，她先生会送她到上海浦东机场，然后她乘下午3点的飞机到东京。4日，二审第三次开庭，与往常多次开庭一样，她将只身一人，作为中国细菌战的所有受害者的唯一代表，站在原告席上，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受害者作出谢罪并赔偿。

　　我们期待着，她的身后还能地站起更多的支持者。

　　相关专题：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