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辛鸣

　　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国出现了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有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高规格政治性纪念活动，也有毛泽东的亲人故旧出于亲情而进行的情感性缅怀，还有一些商业性的活动介入其中。问题是除了这些层面以外，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视角呢？比如说一个社会的视角。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本来是一个很骄傲的表达，但这些年来也确实有了一些不同的味道。用现代经济学的话说，毛泽东之于中国实在是一种尚不能完全穷尽其功能的资源，其价值、其意义甚至远不是我们现在所约定俗成的种种判断能够概括。

　　在这里，我们仅谈三个具有丰富文化意象和符号意义的理念："信仰"、"教化"、"创新"。

　　毛泽东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少年时候受母亲的影响曾经对佛教发生过兴趣，后来还有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影子。但可贵的是一旦真正作出了选择，就义无反顾。毛泽东说过，"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用一生证明了这一点。不仅毛泽东自己，连他全家的人都投入到了这个事业中来。毛泽东的家庭有7个人把自己奉献给了他们的信仰。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社会主义的建设，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些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仅是他矢志追求的目标，更是他全部生命意义的价值所在。

　　为了这一信仰，毛泽东可以放弃其他一切。所以就有置生死于度外赴重庆谈判；所以就有冒险留在陕北牵制对手以赢得全局战略主动；所以就有让毛岸英率先入朝捐躯沙场。

　　理解了毛泽东的这种信仰，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面对群众真诚地喊出了"人民万岁"；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于一些共产党人的腐败与特权深恶痛绝，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反官僚主义和反形式主义甚至反到了不惜放弃正常行政管理和领导秩序的偏激地步，以至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现在看来，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政治家有坚定信仰而又犯了错误并不是好事情，但是如果一个政治家没有起码的信仰，有的只是利益的算计，恐怕更大的悲剧就会发生了。

　　对于政治家来说，思想的教化重过权力的强迫。说毛泽东是世界政治发展史上拥有最大政治权力的人之一，是没有人会反对的，所以才有"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之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说，"'四个伟大'讨嫌，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的。"

　　总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是绝对的权力，其实毛泽东更重视的是"思想的教化"而不是权力的强迫。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的"工农兵学哲学"现象，还是6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在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甚至是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毛泽东希望通过思想的教育和灌输，让"六亿神州尽舜尧"，把中国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激发出来，把民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出来。

　　这就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是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体现在实践中。毛泽东所希望的和所寻找的就是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力量，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这种力量靠的是教化、是引导、是示范，而不是命令、强迫与规制。

　　当然，即使就当时看，这些行为的具体方式及其内容本身也并不一定可取，但问题是其背后的理念所蕴含的巨大价值，我们是不能否认的。在当今中国走向更加开放、更加民主、更加文明的过程中，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值得汲取的现代执政理念。

　　毛泽东曾经打比喻说，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就是我们的上帝。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理论导师的感情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还讲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反复讲的要实事求是，走中国自己的路。中国社会新时期的政治家应该具有这样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品质，思想上不断有新的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的创造。

　　事变时移，毛泽东的具体做法自然会有历史的印记，我们不必要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但这些带有形而上学味道的执政理念却是历时弥新，是永恒的。我们当代社会不仅不能淡忘，而且需要认真的体悟、发掘并且发扬光大。其实，我们在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中已经看到了它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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