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永纯 图/倪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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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永纯，26岁。1995年以陕西省高考第二名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曾在深圳一家外企和中央党校工作。2001年，他来到安徽省利辛县新桥乡，与当地青年杨华一起当了不取报酬的乡村中学老师。

　　2002年6月，殷杨二人因学校管理和财务问题闹翻。杨华退出后盖房娶妻，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殷永纯则利用互联网成立学校筹委会，由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热心网友监控学校的财务和教学状况。

　　由于远程监控者与实地操作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一年后，这个所谓的网络小组“筹委会”被殷永纯宣告无效。而此时，他和当初一同创业的好友赵志雄之间也发生冲突，结果，殷永纯带着20多名学生和5位志愿者教师出走，来到10公里外的涡阳县高公镇，创办了一所新的中学，取名“复新学校”。

　　据此前媒体报道，“复新学校”是一所简陋的学校。志愿者教师和学生一起，挤住在低矮潮湿的平房里，很少有成型的床，大多数就是将被子往木板上一铺。在学校长满青草的操场上，有一张半旧的乒乓球桌和一个铺满煤渣的小排球场，老师和学生就在这里进行课外活动。

　　志愿者的待遇也非常微薄。平时只吃得上最差的仅能维持生存的饭菜，连每月100元生活费都只能记在账上。现在，“复新学校”拥有200多名学生，18位志愿者教师。

　　日前，殷永纯趁学生期末考试的空当来到北京参加一个公益活动，打算募捐一批书籍为学校办一间阅览室。记者见到殷永纯时，他身穿蓝色羽绒服，但里面仅仅穿了一件单薄的篮球背心，而这两件衣服，据说也是借来穿的。殷永纯说：“不冷，北京暖气足，比安徽农村好过多了。”

　　板擦是枕头海绵做的

　　《新京报》：这两天募捐到多少册书？

　　殷永纯(以下简称殷)：已经有三四百册了。

　　《新京报》：除了缺少课外书，学校其他教学条件怎么样？

　　殷：很差。我们借用了一所倒闭学校没有完工的教学楼。只有八个教室，两个小房子留作女老师和女学生的宿舍。我们有五个年级，六个班，教室刚刚够用，但如果下学期招的学生多了，教室就不够了。

　　《新京报》：课桌、黑板、粉笔、课本这类东西怎么解决？

　　殷：课桌是学生自己从家拿的。黑板是水泥墙上刷一层黑漆，粉笔用这个倒闭学校留下来的。至于板擦，我带的那个班，一块板擦是同学从枕头里撕下的海绵做的，另一块是毛巾做的。

　　课本没有问题，按国家教学大纲的要求，一本都不少。学生自己买课本，也有借用的旧课本。

　　《新京报》：体育用品有吗？音乐、美术课怎么上？

　　殷：缺的就是体育用品。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排球，已经开胶了。本来还有一个足球，但前两天被我们一个女老师一脚踩爆了。

　　现在没有专门教美术、音乐的老师。谁唱歌唱得好听，就给大家教。不分学生老师，学生教也行。

　　《新京报》：中学课程里的那些化学、生物、物理的试验课怎么上？

　　殷：没有试验器材，尤其是生物和物理课，太贵了，买不起。前一阵，我们花500块钱买了些试管、试剂、铁架台等，准备给化学课用，但钱不够，现在还赊店里200块。

　　有一台别人送的486电脑，我们买了一些教学软件，在电脑上给学生演示试验情况。

　　《新京报》：这样做能保证教学质量吗？

　　殷：能。我们的学生大都学文科，不需要做什么试验。

　　爱是成功的最大秘密

　　《新京报》：当地其他中学的教学条件怎么样？

　　殷：比我们好得多。该有的设施、器材，他们都有。

　　《新京报》：那你当初为什么没有在这些具备教学条件的学校当志愿者呢？

　　殷：我之前呆的那个学校，基本的教学条件都具备。后来，我们这些志愿者老师因为和当地老师的教学理念不一样，就走了，成立了一个纯志愿者教书的学校。主要是因为和他们的教学理念不一样。

　　《新京报》：怎么不一样？你们是什么样的教学理念？

　　殷：他们是传统的教育模式，应试教育，只追求升学率。老师告诉学生，上学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挣大钱。这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我告诉学生，上学并不都是为了上大学，成功有多种途径，人有不同的选择。可以上大学，也可以去干别的，但无论干什么，都要有回报社会、奉献社会的意识。

　　我们教他们如何学会爱，懂得爱。比如学会与家长沟通，敢于张开口对父母说“我爱你”。有一个女孩叫高萍，16岁还在读初一，曾经辍学两年。她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对父母说“我爱你”的学生。她回家后，看见妈妈在案板上切菜，头发花白，背影苍老，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她长这么大，第一次在看见父母时有心酸的感觉，她哭着说，妈，我爱你。她妈很感动，也很惊讶。

　　我们还教他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乱扔垃圾等等。这种教育在农村中不多见。我们还把《读者》和《青年文摘》当成语文教材，所以我们的学生跟当地其他学校的学生相比，更文明礼貌，更大方，更爱帮助人。

　　总之，我们的理念是：做人第一，学习第二。我们要教学生怎么做人。我们告诉他们，爱是成功的最大秘密。

　　《新京报》：怎么教学生做人？

　　殷：我现在没法儿用语言总结。举一个例子，比如作弊。当地学生作弊现象很严重。但我们学校没有一个学生作弊。我告诉他们，成绩不好是能力的问题，努力的问题，作弊是人品的问题。成绩不好没关系，但不要作弊。

　　什么样的学生我们都要

　　《新京报》：学生的成绩怎么样？

　　殷：提高很快。我们的学生大部分是辍学或被当地学校开除的学生。高一、高二两个年级的学生都是中考落榜生。上次亳州地区高一年纪统考中，县里教育水平最高的中学的年级最高分在我们学校才排倒数第三名。

　　《新京报》：为什么要招收辍学、被开除的学生和落榜生呢？

　　殷：当地只有10%左右的初中生能考上高中，考不上就没书念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潜力，关键看老师是否善于挖掘和引导，落榜生也能学好。

　　学校去年开办的时候，当地学校已经开学了，有学上的孩子自然不会到我们这儿来。那些辍学的、被学校开除的学生就来了。我们是什么样的学生都愿意要。刚开始只有20多个人，现在已经有200多学生了。

　　《新京报》：这200多人是怎么来的？

　　殷：媒体做过一些宣传，陆续有学生过来，大部分是周围农村的孩子。陕西、黑龙江等其他省份的一些学生也来了，但都在当地学习成绩不好。

　　《新京报》：他们上学是免费的吗？

　　殷：也要交钱。学费230块，课本100块，还有饭费，但住宿费、老师的工资都不用交。一个学生一学期花不到1000块。县城中学生一学期的花费是我们的好几倍。

　　《新京报》：老师都不拿工资吗？

　　殷：拿一点生活费。第一年来的老师每月发200块生活费，第二年300块，第三年500块。

　　《新京报》：够用吗？

　　殷：当然不够。我现在每个月拿500块，来时到处借钱，现在已经背了1000多块钱的债了。这几年来从来没买过衣服，衣服都是家里寄的或者朋友送的。还有老师因为没路费，过年过节都回不了家。

　　《新京报》：你们的这点生活费是从哪来的？

　　殷：学生交一部分钱，另外就是靠募捐。去年，我们收到了5000块捐款。

　　学校现在还没有手续

　　《新京报》：有人来过问你们的生活状况吗？

　　殷：县教育局曾经派人慰问过我们一次，说你们来我们这儿吃苦了。

　　《新京报》：有没有给你们一些帮助？

　　殷：没有。我们算是民办的吧。现在学校还没有手续。

　　《新京报》：学校没有手续，学生的毕业证怎么发？

　　殷：我们想了一些办法，把学生的学籍挂靠在别的学校，就能拿到毕业证了。我们现在已经给县里写了申请办学报告。

　　《新京报》：学校开办前为什么没申请？

　　殷：申请也没用，我们当时的办学条件达不到标准。

　　《新京报》：现在达到了吗？

　　殷：起码在我们的老师都够资格。18位老师里，有六七个本科毕业的，其他都是大专学历，整体学历水平比当地老师要高。

　　《新京报》：学什么专业的？在这儿呆了几年？

　　殷：土木工程、机械设计、中文、英语、法律、生物的都有。来自江西、江苏、安徽、陕西、辽宁等，哪儿的人都有。我来的最早，快四年了，6个人在这儿呆了三年，4个人呆了一年，其他人也都呆了半年多。我们教师队伍基本比较稳定，大家愿意坚持下来。

　　《新京报》：你们怎么分工？

　　殷：我是校长，有一个副校长，一个管后勤的，一个管学生工作，一个管教学工作。

　　《新京报》：每个人都要教书吗？

　　殷：对。基本每个老师都带一门主课，带2-3门副课。国家教学大纲要求的课程我们都开了。平均每人一周教30多节课。上学期，一个老师因为讲课太多，嗓子都咳出血来了。

　　我还是挺想吃肉的

　　《新京报》：你们这些志愿者里有几位女老师？

　　殷：以前有许多女志愿者，但女的走了好多。现在有5个女老师，13个男的。30岁以上的老师有两个，其他都比较年轻，二十出头。

　　《新京报》：有结婚的吗？

　　殷：有一对志愿者已经结婚了，今年可能还有一对要结婚。但他们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电视，没有宿舍，只有家里给缝的几床被子。

　　《新京报》：你有女朋友吗？

　　殷：以前谈过一个，后来分手了。

　　《新京报》：分手跟你来这儿教书有关系吗？

　　殷：没有。我来之前就分手了。

　　《新京报》：她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吗？

　　殷：知道。她来看过我几次，很支持我，还给学生带吃的和玩儿的，还捐了一台电脑。

　　《新京报》：想找女朋友吗？

　　殷：想，有时想的很厉害，但我能压制住。没办法，在这种环境里没办法找。只能往后拖吧，现在想的都是学生和事业。

　　《新京报》：想找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殷：至少支持我这个事业吧，我会在这个地方一直呆下去。我现在每天都很幸福，很快乐，我想自己已经找到了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在农村办教育。学生们需要我，他们很爱我，那种被爱被需要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幸福。

　　《新京报》：怎么能感觉到学生爱你呢？

　　殷：比如这次我跟一个记者一起回北京。我的学生就给记者打电话，说你在路上要照顾好我们殷老师，他有胃病。记者跟我说时，我觉得很感动。

　　《新京报》：怎么得的胃病？

　　殷：生活不规律。有时候一忙，就忘了吃饭，经常胃疼。

　　《新京报》：这次到北京有没有做检查？

　　殷：本来打算去医院查胃镜，但医生说要验血，还要预约等等，我觉得挺麻烦，就算了。

　　《新京报》：你在安徽的这几年里做过身体检查吗？

　　殷：没有。毕业的时候，做过一次体检，是最后一次。我现在身体不行了，以前是北大男子羽毛球单打冠军，这次回北京打了十分钟球，就气喘得不行。

　　《新京报》：为什么体力下降这么厉害？

　　殷：营养不好，吃的不好。体重也下降了，以前是130多斤，现在110斤。

　　《新京报》：平常吃什么？

　　殷：我们和学生一起吃饭。主食是馒头，菜就是土豆、萝卜、白菜。

　　《新京报》：一个月的饭费花多少钱？

　　殷：四五十块钱吧。

　　《新京报》：能吃饱吗？

　　殷：还是能吃饱。

　　《新京报》：多长时间能吃一回肉？

　　殷：一个多月吃一次吧。

　　《新京报》：你已经变成个素食主义者了吧。

　　殷：不会吧。我还是挺想吃肉的。

　　□本报记者马妮娜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