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长盛

　　这个冬天广州首位非典患者于8日躲着记者悄悄出院了，这不免让守候在医院门口的大批记者失望。出人意料的是，这名康复者给社会各界写了一封公开信，表达了他对政府及医疗机构的信心，维护自己隐私的愿望，以及对医务人员的感谢。

　　这封公开信是及时和得体的，体现了一个普通公民的公民意识。

　　这首先表现在这名患者面对SARS所表现的社会责任感。面对SARS，不同的人要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普通的人承担主动防范之责，从疫区回来的人要自觉“隔离”，不幸感染者要积极配合治疗。当然这些都需要公民的责任意识作为支撑。作为今冬的“第一例”，这名患者也有责任告诉公众更多，比如他是否真的康复，他对SARS的态度，他对医疗技术的看法等等。这对公众的信心很重要，也是全社会抗击SARS的一部分。公开信表明这名患者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他用亲身经验告诉大家，“SARS不可怕”。这有利于稳定心态，增强全社会对抗SARS的信心。

　　其次，公开信表明他对公众知情权的积极回应。对于这“第一例”，媒体及社会各界甚至海外保持高度关注是必然的。而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他也必然会竭力保护自己的隐私，这也是他悄悄出院的原因。于是，公众的知情权与个人的隐私权发生了冲突。我想，在这个冲突面前，这名患者完全可以作出另外一种选择，即悄悄出院，完全保持沉默。但这伤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公开信既及时回应公众，又保护了自己的隐私，比较好地将公民的权利与责任、义务统一起来。（晓航／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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