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是恐怖行动还是自然灾害，一旦发生意外，采取什么措施都晚了。而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最擅长的恰好是意外发生后的应对，而不是危机前的预防研究，这让人担心。

　　文/文晔

　　小松昭良，日本防灾心理学博士。作为专业性的危机管理学家，2003年，他出现在中国的几个重大事故现场：云南大姚地震、上海浴室爆炸、重庆井喷灾难事故等，为中国各级政府研究机关提供对策分析报告。1月6日，他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新闻周刊：作为多次赶赴灾难一线的专家，您对中国危机管理的总体情况怎么看？

　　小松：中国政府从防灾及反恐两个方面入手加强安全管理，可谓成绩显著。尤其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安全方面的硬件设施已与欧美诸国不相上下。

　　但是，与中央政府的诚实对策和高度重视相反,个人及现场负责人的安全意识还不够。从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就可以看出，有些领导工作图省事，对国家的安全生产标准视若无睹。所以说,中国最缺的是“预测意识”这个软件，如果没有这个软件，如果管理者不转换陈腐的思维方式，国家准备好的优秀管理体系和硬件设备都难以发挥作用。

　　新闻周刊：既然“安全意识”是软肋，请谈谈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在这方面的差距。

　　小松：首先，是“预测意识”的欠缺。比如反恐行动方面——在与公安部门的多次合作中，我发现一些基层民警往往遵循一般刑事案件的常识和经验来对付恐怖活动，这只会导致延误时机和灾害的扩大化。

　　例如在海关安检时，衣衫褴褛或是戴墨镜动作有可疑的人往往会被盘问，但是那些持有欧美护照、面相斯文的人往往被痛快放行。现代社会非常复杂，政治性恐怖活动多为高智商犯罪，仅凭经验和常识是对付不了这种非正常事件的，警员应该有一种意识——身份明确的人里可能会有恐怖分子。要知道危险是存在于普通人想象力之外的，只有专门的应用诱导心理术来盘查的训练才会有辨别的效果。在中国，别说是百姓，就是警员都缺乏对“预测意识”的训练。

　　在东京，为了“安全意识”可以不惜成本。比如某个超市员工发现货架中一瓶矿泉水被拧开了盖子，他会报警，首先抵达现场的不是身着制服的警员，而是便衣警察，他们会封锁现场，手法非常自然，没人知道现场已被控制，之后便衣会偷偷地对周围群众录相，并对水当场进行化验，一切都在预案之中。中国的安全防范尚未做到这一步。

　　其次，是“安全知识”的陈腐。在众人集聚的建筑物内发生了火灾，经常可以发现，火灾扑灭后，许多人手里拿着手帕死在安全门和玄关处。我个人分析认为，事故大半是由于以陈旧观念为依据的安全教育引起的“人灾”。现代化建筑物中99%以上使用了有机熔剂等易发毒气的建筑材料，燃烧时会发出各种各样毒气，这些毒气绝大部分是抑制神经的。如果烟雾中每平米有1%浓度的一氧化碳，只要吸一口气就会瞬间失去知觉，30秒至1分钟内当场死亡。然而，现在的消防教育仍然像木建筑物较多的时代那样指导人们——从烟雾中逃生时要用湿手巾按住口鼻。逃生者谁会想到有些烟雾有300度的高温？

　　到底该怎么办呢？辨别烟雾的知识不是人人都能掌握的，安全教育的通用法则是——“遇事冷静，有备而来”。因此，最为重要的是在平时就备好可携带的防毒口罩，提前确认好避难出口。心有准备则能使人冷静。

　　新闻周刊：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召开，北京应该如何保证奥运安全呢？

　　小松：无论是恐怖行动还是自然灾害，我可以说，一旦发生意外，采取什么措施都晚了。而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最擅长的恰好是意外发生后的应对，而不是危机前的预防研究，这让人担心。

　　保证奥运安全从现在开始并不算早，一些有组织高智商的恐怖分子有时要用5到6年来策划一次犯罪。

　　2008年时，他们可能已经混入运动员的随员队伍，也可能成为领队，志愿者等。针对这一情况，各级警方现在起应着手搜集有关情报，甚至可以应用心理测验的盘查方法对危险分子进行观察。比如说以新闻媒体或商品调查的名义来电话采访对方，通过电话里的装置测验对方的心理紧张状态。

　　对辨别恐怖分子的盘查方法和其危险性的分析方法目前已有21种(侦察学记录)。有些人只是觉得好玩而进行爆炸投毒等恐怖活动，他们未必有动机和目的，有的人则有社会仇视的观念，这就是当今时代的恐怖主义的特征——恐怖活动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中国警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恐怕还没有有效的具体准备和侦察技术。

　　比如，听到爆炸声后，抢险是警察的第一反应。但有时规模较小的爆炸仅仅是为了引来一些人，聚集许多人后可能又会发生大规模爆炸。救护是我们亚洲民族的美德，恐怖分子却利用我们的美德进行犯罪。对这些违反常规思维的事情警方应有所认识。我建议，我们应站在恐怖分子的立场来分析问题。

　　新闻周刊：也许有些读者会有些好奇，为什么您一个外国人要在中国做防灾研究？

　　小松：当前有些组织策划破坏中国的制度与和平发展，这样的恐怖行为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且是对亚洲和全球的严重的挑战，我们坚持反对一切的极端主义，作为防灾专家和学者，我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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