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被日本强行征掠的中国劳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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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2月18日，本刊以《寻找安徽二战劳工》为题，以4个整版的篇幅，揭露了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奴役劳工尤其是对安徽劳工所犯下的罪行。鉴于日本政府及企业拒不认罪的事实，以及中国百姓心中强烈的民族感情，报道刊出后，很多读者打来电话，表达了心中的愤慨，对安徽二战劳工对日索赔给予声援。

　　在此期间，本刊也接到众多国内对日索赔组织、为二战劳工对日索赔提供法律帮助的知名律师等来电，希望本刊继续寻找，帮助收集证据，争取早日打赢这场“意义非同寻常”的“对日民间索赔战争”。

　　而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本刊也一直没有停止寻找这些受害老人的步伐……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2003年12月18日，本刊以《寻找安徽二战劳工》为题，报道了寻找二战期间被掳至日本受奴役的安徽劳工的全过程。由于迁延的岁月太长、很多当年的劳工已含恨离世，

　　再加上60年前的地名如今或变更或已不沿用，结果让人很失望——我们没有找到这些老人。

　　但我们仍然将这组报道刊发了出来。

　　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希望能够借助民间的力量，共同“寻找历史之证”，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二战劳工问题。

　　出乎我们的意料，报道出来之后，很多热心的读者打电话来向这些受害者表示声援，并提供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线索。合肥工业大学的宋树恢先生对安徽以前的旧地名很有研究，他对我们报道中提到的许多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地名进行了逐一分析，为我们再次寻找这些二战劳工提供了很多方便；肥东庐阳大酒店的杨先生说，他的舅爹被抓到日本去做劳工，后来音信全无，目前他正多方打听、收集相关消息，一旦有结果即与我们联系；六安的张永义先生在看了报道后，打电话来称，他的姐夫樊长华也被抓到日本做劳工，但是姐夫于1998年就已去世，也没留下什么证据……

　　最让我们激动的是，12月29日晚，本刊接到一个从深圳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我叫高迁，绩溪人……”

　　原来，高老在合肥的亲属看到报道后，立刻与他取得了联系，并将报道以传真的方式，传给了正在深圳儿子家探亲的高老手中，高老看完报道，难抑心中的激动，当晚就拨通了本刊的电话，并表示要中断行程，提前返回安徽家中，向记者亲口讲述当年的噩梦。

　　“二战期间日本长崎三岛中国劳工受害者联谊会”副秘书长孙立确，看到我们的报道后也致电表示祝贺，在他致电的最后一句说：“为了民族尊严共同努力吧！”

　　2003年11月，河北省10名二战劳工及遗属向日本长崎地方法院递交了“长崎三岛中国人强制奴役损害赔偿请求事件”的诉讼书，将日本政府和三菱公司告上法庭，孙立确是带队人。

　　他说，这段历史不应该被人遗忘，中国4万名二战劳工应该讨回他们尊严，“安徽二战劳工也应该站出来，向日本政府及企业起诉”。

　　日本友人倾力支持

　　孙立确告诉记者，为了打这场跨国诉讼，他们准备了4年，进行了大量的取证和调查工作。在这期间，很多爱好和平的日本友人，特别是“日本长崎中国劳工真相调查会”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整个诉讼活动主要是由日本长崎民间和平组织资助，所聘请的日本律师都是义务代理，无论诉讼输赢，律师都不收费用。为了支持此次诉讼，日本长崎市原市长本岛先生还专门组织成立了“长崎中国人强制连行支援会”，对中国劳工进行支援。

　　1997年，日本长崎学者高实康稔、平野伸一获得了一份“二战期间三菱公司在长崎三岛(高岛、端岛、崎户)所用中国劳工的名单”，随后他们根据名单中的地址向中国发来了数百封邮件，寻找当年被三菱公司奴役的中国劳工下落，并为此成立了“日本长崎中国劳工真相调查会”。

　　2002年4月27日，以日本长崎大学教授高实康稔为团长的“长崎强制中国劳工真相调查团”，到中国调查长崎三岛劳工时发出邀请，希望健在的劳工代表、劳工遗属代表、劳工学者代表能赴日本，到当年劳工受奴役的地方，向当地的日本人现身讲解日本的侵略历史，并直接到当年奴役劳工的三菱公司交涉，让当年加害过劳工的企业承认迫害奴役劳工的历史事实，向劳工谢罪赔偿。

　　2002年7月24日，河北省部分健在的二战劳工代表、劳工遗属代表、劳工学者代表到日本，与三菱公司进行了交涉，并向三菱公司递交了要求谢罪赔偿的公开信。但是日本三菱公司负责接待工作人员敷衍推诿，说虽然公司名称尚在，但是许多当年的当事人已经不在了、档案丢失了等等，拒不承担历史责任。

　　“我活着就是最大的证据！”

　　不能让历史的这一页一直保持着空白。在寻找二战劳工时，记者曾试图向史学研究部门寻求帮助，希望他们能为记者寻找二战劳工提供一些相关资料，但得到的答复令人失望。据一位专门研究安徽地方史的教授告诉记者，目前文字资料中能查到的只局限于劳工这个词，至于更详细的关于安徽二战劳工的资料基本上没有记录。安徽的党史部门曾经试图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寻找关于安徽二战劳工，但是由于线索太少，且寻访幸存的二战劳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这项工作最终没有开展下去。

　　在安徽绩溪县，记者采访二战劳工幸存者高迁，记者问有没有保留一些当年的被日本人抓去做劳工的证据，高老说了句话让记者感慨万千，他说：“我活着就是最大的证据！”

　　60年过去了，许多二战劳工已经从历史的记忆中消失了，即使还健在的大都是风烛残年，他们能等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六安读者张永义打电话来说，他的姐夫樊长华也被抓到日本做劳工，但是姐夫于1998年就已去世，也没留下什么证据，“只可惜这篇关于二战劳工的报道太晚了”。

　　诉讼过程将是艰难的

　　孙立确说，虽然日本法院受理了我们起诉日本政府三菱公司的案子，并承诺3个月开庭审理，但我们要打赢这场官司将是艰难的，艰难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见证者、受害者越来越少，很多证据已随着幸存劳工的去世而消亡，而日本政府和企业始终不愿正视这一历史问题，采取拖的方式对待劳工起诉；二是费用问题，劳工们大多数是农民和工人，如果没有日本友人的支持和资助根本打不起这场跨国官司，这次到日本诉讼所花的费用是9.76万日元，全部都是由日本民间支援，另外他们在日本的一些活动都是由他们免费安排。2003年9月12日，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委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5人，联谊会的日常活动经费只能靠接受会员和社会自愿捐助来解决。

　　孙立确表示，对日本政府及相关企业提起诉讼的最终目的，不是“花冈诉讼案”所谓的“和解”，我们不要救济性的补偿。我们首先要求日本政府及企业承认历史事实，向中国劳工谢罪并向每一位劳工支付2000万日元的赔偿金，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及企业在当年劳工做过苦役的地方建立劳工纪念碑，以警示后人，维护和平。

　　孙立确表示，“向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索赔，将是一个十分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不过劳工们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年不行两年，一代不行两代，他们会永远坚持下去，把这场官司进行到底。为劳工讨回公道，为民族争回尊严，要让日本政府及企业向中国受害者道歉、赔偿、立碑、建馆”。

　　对此，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发起人之一、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主任康健律师表示了同感。她告诉记者，寻找二战劳工仅仅只是开始，更多的阻力来自于诉讼过程中，因此大家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另外，由于最近几年开始有大量的二战劳工走到了诉讼前台，来自法律界的帮助开始显得力不从心，诉讼律师人数偏少，力量单薄，因此希望有更多有正义感的律师站出来，为二战劳工对日索赔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对日索赔需要合力

　　致力于推动中国受害者赴美国打官司的世界战争史实维护会资助发言人丁元，曾对媒体分析说，对日诉讼急需合力。

　　据了解，美国议会做出的支持对二战期间日军罪行进行清算的黑法案时效只截止到2010年，而且同样面临诉讼漫长的问题，如果不抓紧进行对受害者调查、做好取证工作，对日诉讼的成功率几乎为零。丁元表示，对日诉讼是个耗时耗力的事件，而目前国内很多调查都是在“单打独斗”地进行，急需抱团形成合力。比如，临沂市政协的崔维志，以近10年的时间自费追踪寻访日军鲁西细菌战，并自费出书揭露真相；多年来一直与日本政府打官司的刘焕新，十几年来也是基本上在“孤军奋战”。这样的“单兵作战”的情况，很容易让对方各个击破。

　　为了推动对日诉讼问题，促进民间对日有效索赔，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委会)决定：一是大力支持各地劳工对日提起诉讼。目前在日本、美国和中国提起诉讼的劳工案件，如需要签名声援，各地理事会和会员大力支持；二是扩大诉讼面，争取全国律协的支持，考虑从涉及中国劳工的日本55个企业中，各选1至2名受害者当原告，起诉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三是同国内有关部门及日本律师团协商，向日本内阁和议会提案，督促日本政府向德国政府学习，建立二战劳工赔偿基金，在适当的时机，以4万劳工的名义向日本政府发公开信，要求日本政府全面解决二战劳工问题；四是声援其他受害者在日本的诉讼活动。当前中国受害者在日本的民间诉讼有20多起，不管是细菌战、化学战，还是性暴力和惨案暴行受害者，任何一个诉讼突破了，对整个民间诉讼都是促进，因此要把其他诉讼也当成自己的事，无私地给予声援。

　　联谊会表示，对日索赔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结果一定会是乐观的。“花冈诉讼案”之后，国内许多中国幸存劳工、劳工遗属从中吸取了很多经验。目前，在国内已经掀起了要求查清历史、揭露罪行、抑制翻案、踊跃诉讼的浪潮，另外，对日诉讼也得到了日本、美国友人和旅日、旅美华侨的大力资助。

　　背景资料

　　以战养战掠夺中国劳力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向中国的全面进攻。依据“以战养战”的日本战时基本国策，为了大量掠夺中国的资产和劳动力，为其侵略战争服务。1938年6月，日军在北平成立了新民会劳工协会，在青岛成立了山东劳务福利局，在济南成立了山东劳务公司等半官半民的搜刮劳工的机关。1939年2月，日军又在青岛成立了大陆华工公司，1941年7月，日本侵略者将上述机关合为一体，组成华北劳工协会，并在北平、塘沽、石门(今石家庄)、太原、济南和青岛等地分别设立战俘劳工集中营，关押了众多的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日本侵占东北后，仅从华北强掳到东北的劳工就高达800万人，在煤矿、港湾及军事工程等从事苦役。

　　随着战争的升级，日本国内劳动力出现严重不足。为解决这一矛盾，日本政府1938年3月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1939年4月颁布《防止从业人员移动令》、1939年7月颁布《国民征用令》等多种法令。但是，由于对中国大陆派兵的不断增加和国内军工生产的日益扩大，国内劳动力不足的状况愈加严重。

　　四万多劳力被送日本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更多的日本青壮年投入侵略战争，国内劳动力更加枯竭。日本土木建筑业界、矿厂业界、港湾业界陆续向政府提出请求书，要求输入中国劳工。1939年，北海道土木工业联合会外地劳动者移入组合代表地崎宇三郎(地崎组社长)在给政府的请求书上说：“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已经成为严重问题，必须从中国大陆输入低廉的‘支那劳工’，以根本解决现在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否则，我们企业界将面临重大危机。请政府方面给予考虑。”

　　因此，1942年11月27日，日本东条英机内阁通过了《关于向国内移入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指出“鉴于内地(指日本国内)劳动供需关系日益紧张，尤其是重体力劳动部门劳力显著不足的状况，根据下述要领，将华人劳工移进内地，以便使其参与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

　　根据日本东条内阁的旨意，侵华日军从1943年3月至11月，将1411名中国人先行“试验性地移入”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经过一年的试行之后，1944年2月28日，日本次官会议又作出《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决定》的执行细则。列入《1944年度国民动用计划》中的中国劳工人数为3万名，从此正式开始实施无代价地大量抓捕中国人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计划。这样，从1943年3月开始，到1945年5月止，共强行移进169批、38935名中国劳工到日本国(以上是日本官方统计)。

　　根据1990年12月20日出版的由日本田中宏等人编著的《强掳中国人的记录》一书记载：“实际被赶上船运往日本的中国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迫害，乘船劫运前已死亡2823人，强掳中国人实际应为41758人。”

　　劳工遭受非人待遇

　　中国劳工抵达各企业单位后，即在日本宪兵、警察和企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刺刀与皮鞭下生活。他们处在严密的监管下，不能外出。他们没有衣服，多用稻草蔽身，即使在大雪纷飞的严冬，仍然赤着脚干活；一餐只有一个糠窝窝头，饿了只好吃草根，啃树皮。病了不管，还要干活，每天劳动9～13个小时，多则超过15个小时，稍有不慎即遭鞭抽棍打。在如此残酷的虐待下，被劫到各企业的38935名中国劳工，又被折磨死了5999人，其中有2282人是到各作业场三个月以内被残害死的。

　　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分析了中国劳工死亡的原因：一是疾病，二是事故，三是杀害。《报告书》列举的疾病死亡数字6234人。其实所谓大量病死，实际上是对大量摧残和虐杀的隐瞒。如川口组室兰共有969名中国劳工，死去310名，原因全部是患病死亡。但1954年室兰市民对遗体发掘时，却发现200余具中国劳工遗骨中，许多头盖骨有弹孔和裂口。

　　(资料来源：中国二战劳工网)

　　文／本报记者 万家兵 祁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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